鄧小平傳(28)_伊文思

二八

　　在政府中，同劉極為相似的一個人物是周恩來，他在1949年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在頗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領導下行使職權，同時，他還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周恩來才思敏捷，精明幹練，且能言善辯，他以一個外交家和演說家的天才而聞名於世。他還是一個具有堅定信念的人。他從未懷疑過，中國必須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建設獨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的必經階段。然而，與毛不同，他並沒有把革命本身作為一種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樣為中國人民的貧窮和愚昧無知而慶倖；相反，他想儘快革除這種狀況。他更不像毛那樣熱衷於群眾運動，也不像毛那樣不信任中國的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有四五百萬人，他們全都受過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奮，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同劉完全相同。他還十分注意自己的舉止、衣著和講話的每一個細節，對於身邊的工作人員，他也照顧得無微不至。有許多故事都是講述他是如何關懷衛士、司機和廚師，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去探望病人或為他們安排更好的治療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數百萬老百姓的英雄，在那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為他們主持公道，向他們表示同情。

　　到1952年鄧到北京時，新的國家領導層已基本上實現了其最初在共同綱領中確定的目標，以及党和國家領導人早期談話中所提及的目標。在政治上，除臺灣和一些近海島嶼之外，已經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權。在這個進程中，專政機關在全國範圍內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種暗藏的敵視共產主義的國民黨分子，擁護國民黨的工會組織者、城市匪盜和農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井岡山同毛澤東合作過的兩個士匪首領中一個人的兒子）。這場運動從1951年2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徵是：毫不留情，並依靠党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來辨別那些應該受到懲處的人和決定他們的命運，而不是由軍隊和政府出面決定。被處死的人達幾十萬之多，還有許許多多的人被關進了監獄。其結果是沉重打擊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國民黨殘餘分子，從而結束了國民黨在一些城市和農村的不法統治，使全社會對共產黨人產生了一種敬畏之感。

　　在社會上，領導層已幾乎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一切任務。在農村，除一部分非漢人居住區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區都已經完成。在工業城市，官僚資本家，即那些經營從日本企業主那裡沒收來的工業企業的國民黨官員，已被趕走。許多外國所屬的企業被接管，其中有一些是被完全沒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們施加壓力，迫使他們交出他們的財產以償還他們所欠下的債務。在近代國民經濟的產業部門中居支配地位達一百年之久的外國經濟已經瀕臨滅絕的邊緣。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任務之後，領導層便開始把矛頭指向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它是掌握政權的四個階級集團中的一個階級。在1952年6月的一個秘密指示中，毛寫道「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這個指示並沒有公開發表。但到仲夏，幾乎每一個人都確信，民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都要受到衝擊。四個月後，工廠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對「五毒」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目標。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這場運動很快便以「五反」運動而聞名。也是在党的領導下，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的運動。數以百計的商人自殺，好幾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額罰款或拖欠的大量稅款。

　　在農村，領導層同樣也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任務。土改一結束，農村的支部就開始動員那些無地、缺少牲畜和農具的農民聯合起來，組成互助組。一開始，互助組的規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並且是季節性的；也並沒有強加上黨的意志以促進這些「社會主義萌芽」發展。

　　在經濟上，國家業已順利地完成了各項任務。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為緊縮發展經費以追加軍事預算而制定的「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在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後使通貨膨脹進一步得到了控制。儘管經過了土地改革、五反運動，並中斷了中國同西方的貿易往來，但1952年的工農業產量仍然超過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並大大超過了1949年的產量）。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國內和平環境的自然的回饋，還有部分原因是共產黨獲取了日本在東北建起的工業基地、東北工業基地對取得上述好成績的影響是很大的。

　　1952年，當鄧小平到達北京時，党的最高領導層已達成了一個共識，即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戰時緊張狀況一結束，中國就應該立即開始實施迅速發展經濟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應該仿效蘇聯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徵是，國家集中大部分資金用於工業建設，在工業方面集中發展大規模的和資金密集型的工業項目。這時，領導層中似乎沒有一個人提到農業問題，即農業如何能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證工業計劃的順利進行。農業本身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資，似乎也沒有人提出過，要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費品，並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資的輕工業，為何所能得到的投資還不足全部中央投資的百分之十。當時的中國還完全照搬了蘇聯的機構及其職能。這些機構包括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和一整套的工業部委，每一個部委都管轄著本領域內的所有的工廠，其中包括舊的和新建的工廠。其主要職能是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制訂計劃，並按照這一計劃擬定所有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層領導對社會政策也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在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已成為現時的一個敵對階級之後，毛想繼續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其他幾個人，劉少奇和周恩來當然包括在內，卻想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即土地、工廠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許它們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長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批評了這條路線的倡導者。他說，他討厭他們提出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沒有明確的時限）和「確保私有財產」的口號，在8月召開的黨的財經工作會議上，毛又重申了這一點。他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同年10月，便向全國宣佈了一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形式要經歷—個逐步衰亡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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