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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當鄧小平到達北京時,他被任命為副總理和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職,而不是在黨內任職。這時,周恩來同擔任副總理和財經委員會主好的陳雲。成了他的上級別最親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陸交通。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轉向了更為精細的財政工作,這時他接替薄一波任財政部長。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創建129師根據地時便已十分熟悉的一個北方人(由於他在1952年底採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稅制受到毛的批評而不得不辭職。毛在8月會議上批評他所犯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抬頭」)

  鄧一定認為他會在這個新的崗位上——一個敏感而又重要的崗位——呆上更長一段時間,而實際上,他擔任這個職務僅九個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原文有誤。鄧是4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譯注)。這樣,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轉向了黨的工作。這項工作使得他與毛和劉少奇有了更為密切的接觸,也使他成為毛劉和全國各地黨組織之間的一條最主要的紐帶。

  他這第二次職務變動的背景是,時任政治同委員、國家計委主席的高崗和党的組織部部長饒漱石妄圖推倒劉少奇和周恩來陰謀活動的失敗。高、饒兩人基於個人野心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不指名地攻擊劉和周,懷疑黨的新時期總路線的正確性;他們試圖通過散佈一份缺少幾個資深的軍隊幹部的政治局人選機密名單(據毛說,這是未經授權的)來挑起人們對劉、周的不滿。他們把這份名單強加在劉身上,說它是由劉在黨內的一個關係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們的陰謀進行得很順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現了變化。高、饒分別遊說鄧小平和陳雲。但鄧、陳認為,他們的行為是無原則的,於是便把這件事報告了毛。

  1953年12月,毛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要求高崗對黨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議,從而揭露了高惡意攻擊劉的行徑,並指定劉主持即將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劉抓住了這個機會;他指責高、饒是反黨陰謀家,並敦促這次會議一致同意成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分別對這兩個人的活動進行調查。據說,高曾威脅說要當場開槍自殺,所以沒有立即對他進行處理。不管這是不是事實,但這次會議的確是標誌著這場陰謀的結束。高、饒不久失去了他們在黨和政府中的職務,高最後自殺身亡。

  除被任命為秘書長外,鄧還接替饒擔任組織部部長,並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會議上作關於這個陰謀集團的正式報告。一個月以後,他被選進了政治局,雖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後一位),但已經超越了中央委員會中的很多同事。總的說來,高、饒事件給鄧小平提供了一個高升的機會。

  在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的會議上,毛宣佈,中央委員會(意指党的領導層)已經決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這也是自1945年以來首次召開這樣的大會。他概要地介紹了這次大會正式的議程,並提出黨要在「一年內」,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邁出一大步」。他宣佈,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黨員之間要互相進行尖銳的批評。

  換句話說,毛為這次代表大會擬定了一個為期十八個月的籌備時間表。雖然還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詳細的會議計劃,但對作為秘書長的鄧小平和他的助手們來說,時間應該是綽綽有餘的。然而,到了最後關頭,鄧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塗。這主要是因為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改變,大大改變了政治勢念。在國內,中國已從新民主主義完全步入了社會主義;在國外,赫魯曉夫公然譴責斯大林和他的「個人迷信」,並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出了一套新的戰略策略。

  在中國,「社會主義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許多党的領導人就農業出現的緊張情況、該走什麼樣的道路的爭論中取得勝利後開始的。1953年,政府發現,供給城市人口的糧食出現了短缺。為此實行了徵購制度,這個制度規定,所有私營糧商一律不許私自經營糧食,改由國家代銷糧食,對那些私營麵粉業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價的糧食配額。這一變化緩和了城鎮的緊張局勢。但是,由於糧食產量並沒有迅速增長,從而引起了農村部分地區缺糧。毛對此的反應是,要求迅速實現農業合作化,以農業生產合作社取代互助組。剛一開始,合作社的社員是按照他們入社時交納的土地、牲口和農具的多少獲取報酬,不過很快便進入了「更高的階段」,即合作社的社員只實行按勞取酬。

  毛堅信,合作化通過建立較大的農場,實行規模經濟,能夠提高糧食產量,政府也更容易獲得供給全國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糧食。他擔心土改以後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會引起農村社會的兩極分化——越富裕的農民越能積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財產,而那些較為貧窮的農民則不得不賣掉或抵押他們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會遭到破壞。

  1955年4月底,黨的農村工作部召開的一次會議決定,合作化運動要以「停、縮、發」這一方針為指導,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要繼續發展,但另一些地區則要停止或倒退。毛對此決定非常生氣。他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說,他認為「停、縮、發」三字方針,重點是強調「發」,他批評了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觀點,並同他們進行一次「大討論」,而在隨後召開的另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他則提出要徹底改變農村工作部的政策。在這第二次會議上,他是以這段不久便很快傳播開來的名言開始他的講話的: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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