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70)_學達書庫

七〇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為全軍的總參謀長，每年都有巡視部隊的計劃。此行是計劃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軍區的領導幹部見了面。談話的時候，閻紅彥、周興都在場。大家請瑞卿同軍區的一般幹部見個面，作個報告。瑞卿說沒什麼報告好作，不過見個面和大家談一談，我是很願意的。就去同大家見了面。回到住所，秘書就來說中央來了電話，通知瑞卿去上海開會。開什麼會，沒有講。

　　我覺得有點突然，開會的事情怎麼事前一點都不知道呢？原來中央開會可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時書記處的幾個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來都是在昆明的。他們想去看看三線的建設情況。知道瑞卿也來昆明，電話聯繫好了在昆明碰個頭，然後一起去看工廠。可是瑞卿還沒有到，鄧、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開會去了。可見，開會，開什麼會，他們事先也不知道。

　　我們問閻紅彥關於會議的情況，閻也說不清楚。為了給會議做些準備，瑞卿只好打電話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說：「只知道開會，不知道開什麼會。」後來，彭真同志打電話問總理。總理大概是知道會議內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點風。彭真同志又打電話給瑞卿說，你去吧，去了就會知道了。我們就猜，也許是軍事上的事？因為這樣神密和緊急。

　　賀老總當時也在北京。接到開會的通知，賀總問：開什麼會？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飛機已經安排了。秘書問賀總會議上要帶點什麼文件？賀總說：帶上地圖去。可見，賀總也猜想開會是為了軍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劉少奇同志就跑來找賀總問開什麼會。賀老總說：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麼能夠知道呢？……

　　羅瑞卿夫婦到上海後的情形如何呢？我們還是接著引述郝治平同志的回憶吧：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時外出，飛機起飛時間都是由瑞卿定。這次空軍卻打電話通知飛機定在十點鐘起飛。我們問為什麼訂在十點呀？空軍說上海虹橋機場上有英國人的飛機降落，碰上了不好辦。瑞卿也覺得沒什麼關係，十點鐘飛就十點鐘飛吧。

　　在飛機上，瑞卿還像平常一樣看文件，一刻也沒有停。飛機開始盤旋下降，上海市已經在腳下了，我說：「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他這才讓秘書把文件收起來。到上海的時間是11日下午兩點多。

　　機場上，陳丕顯同志和吳法憲在等候我們。這使我們又感覺到奇怪起來。因為中央規定開會是不准迎送的。平時到上海，也只有公安局的工作人員迎候。

　　和我們同行的還有一位領導同志的愛人，在我安排她坐車子進城的時候，吳法憲在旁邊一連聲地說：「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來接她的。」

　　吳法憲這個人有個特點，他平日裡見了總長總是殷勤得過分。開關汽車門和脫大衣、穿大衣這樣警衛員份內的小事，他都要親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有一次他甚互還跟我說過：「蘇聯人把斯大體稱做他們的父親。其實我們這些人還沒資格稱毛主席為父親，我們只能將林總和總長這樣的人稱做父親。」我就對他有點兒反感。這次一反常態，直挺挺地站著，一個勁兒地催我們上車，態度生硬得很。我心裡想，這個人怎麼了？一下子又成了這個樣子。但是我仍然沒有去想他。

　　我們和陳丕顯同志同車進城。瑞卿總想知道開會的情況。可陳丕顯同志顯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談開會，老和瑞卿東拉西扯地談些莊稼啦，雨水啦，工業生產情況啦等等。後來，陳丕顯同志告訴我們，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談會議情況的。

　　瑞卿這個人平素喜歡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開會，我們都住在錦江飯店，那裡人多熱鬧。快進城的時候，陳丕顯同志告訴我們這次不住錦江了，錦江飯店人都住滿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個單獨的地方讓我們去住。我心裡疑惑起來，這才覺得有點不對勁了。

　　但我們仍然沒有多說什麼，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車很快就到了一個小院子（後來知道是建國路618號。現在是波蘭領事館），這時，陳丕顯才告訴瑞卿說總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裡等他。一聽到總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驚，我也很緊張。但這時已經不容我們再考慮了。陳丕顯同志的話音未落，車子已經停在一座兩層的樓房前。瑞卿下了牟，就直接急步走進了樓下的會客室。

　　我沒有看到總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樓上去了。這時候，空氣顯得十分緊張。會客室、樓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員。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王鑒也在場。看樣子我們已經被看管起來了。

　　我在樓上心裡萬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這是出了什麼事情。我想到樓下看看，不准。

　　我只好又回到樓上。過了一會兒，秘書找我說不讓安電話（當時因為工作關係，瑞卿走到哪裡，都要先安電話的）。我說，不讓安就別安吧。我心亂如麻，那些秘書更感到糊塗。

　　我在樓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沒有心思去看表。大約是七點鐘的樣子，聽到院子裡汽車發動的聲音，我知道，這是總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樓下跑。正好瑞卿從會客室裡出來要上樓。王鑒同志走上來要扶他，瑞卿推開他，可是自己怎樣也沒有力氣上樓了。我攙著他上了二樓的房間。我們兩人面對面地坐著，一句話也沒有。看著瑞卿的神態，我已經猜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只覺得像當頭被人打了一悶棍。好一會兒，我向瑞卿：「這是怎麼了，到底什麼事呀？」

　　瑞卿說：「開會了，說我反對林彪，封鎖他，對他搞突然襲擊，反對突出政治。說我伸手。我沒有！我沒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沒有封鎖他。我該和他講的都和他講了。就是有些問題我向總理主席直接講，聽他們的指示，這是應該的。而且林彪知道，誰都知道的……」

　　我看見，瑞卿流淚了。我心裡難過極了。看著瑞卿痛苦的樣子，又加上這幾天碰上的一連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病哭了一場。但是，這不能使我稍微輕鬆一些。面對著這個我無法理解的突然的變故，我想我們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嚴重的事情。

　　整個上海會議期間，沒有讓瑞卿參加會議。說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見毛主席和林彪，把問題說說清楚。總理對瑞卿說，不要去見主席，也不要去見林彪。瑞卿當時想見的就是這兩個人，不讓見，別的還見什麼人呢？所以，哪兒也沒去，就在那個小院子裡。從11號到上海，一直到17號離開，這期間哪裡也沒有去，就在家裡等著。參加會議的那些領導同志，誰來了就和誰談。我不能參加他們的談話，只能談完了，聽瑞卿講一講，他說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這幾天裡，看得出來，瑞卿從一個生龍活虎、堅定自信的人一下子變得無可奈何。

　　不能參加會議，又不能去見主席，受著天大的委屈，無法辨白，真是說不出的味道。這五天裡，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裡走一走，那個院子有一條不到二十米的通道。

　　我們就從住房的門走到院子的門，到了收發室往回走。就這樣一來一回地走。那時已經有人在監視我們了。我們自己也根本沒有心情出去。就是心裡想不通，怎麼也想不通。

　　後來，總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來對瑞卿說：「主席說了，沒有這三條（指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和向黨伸手），有別的，可以檢查別的。」

　　瑞卿說：「別的有什麼呀？」

　　回答說：「你和別人的關係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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