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68)_學達書庫

六八

　　6月中旬，羅瑞卿又對他的秘書交待，讓他們向各單位傳達，以後不准用總長批示、指示，對主席、副主席可用（這些字樣），對總長可用意見、提議、建議。寫報告也不要用「請總長指示、決定」，可寫「你的意見如何，請你下決心」。

　　1965年6月29日。羅瑞卿家中。

　　這天，羅瑞卿接到了林彪佈置的一項任務：組織人討論、修改他為總政再版的《毛主席語錄》起草的前言。當討論到前言中關於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峰」時，羅瑞卿皺了皺眉頭，問大家：「你們覺得這個提法怎麼樣？」

　　大家都說沒把握，羅瑞卿說：「我也沒把握。」

　　他示意大家停一會，到另一個屋裡去撥通了給毛澤東的秘書、理論修養高的田家英的電話。電話通了後，羅瑞卿把他們正遇到的問題向田家英講了一遍，田家英也認為這種提法不確切，還在電話中給羅瑞卿講了一件事：「我和陳伯達、王任重、陶鑄幾個人在長沙協助潤色毛主席的幾篇文章時，大家曾考慮不用『活馬克思主義』、『死馬克思主義』、『香馬克思主義』、『臭馬克思主義』此類對仗性的詞語，恐怕『最高最活』的話也不宜用。」

　　羅瑞卿掛上電話，重新走進屋裡，對在坐的幾個人說：「經過考慮，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

　　再說，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嗎？頂峰的提法也不科學，到了頂峰了，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從辯證法原理上，這話難講通。」參加會議的幾個人都點頭稱是，大家就把「最高最活」等詞語刪掉了。

　　此時，林彪、葉群正在呼和浩特休養。羅瑞卿反對「最高最活」提法的話，林彪、葉群很快就知道了，又給他記了一筆帳。但表面上卻依然保持著對羅瑞卿的親熱。有7月7日葉群與羅瑞卿辦公室通話記錄為證：

　　7月9日，葉群來電話：我們前天到大連，林總的身體比較好，吃飯比較好一些，因為怕水，沒有住海邊，住大連招待所。想在夏天不回去了，家裡可以施工，我的喉嚨全好了，是點甘油點好的，和總長說的一致。謝謝總長和郝治平同志的關心，問候他們。

　　7月22日，葉群來電話：總長去看豆豆、老虎，他們很高興，第二天就給我們打了電話。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林副主席。他很高興，說天這樣熱還去看小孩子，要總長位意身體。豆豆到空軍工作，思想有進步，老虎也很好。請總長放心。

　　8月27日，葉群打電話給羅瑞卿：林總身體還好，還出虛汗，虛弱一點。公勤人員秘書三人患感冒，已隔離休息，林總還未發生有傳染。已把李科長留下，另由劉震副司令從空五軍療養院調來兩個人幫忙。豆豆已回空軍宿舍去住，老虎也很好，感謝總長、郝治平同志對他們的關心。請總長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體……

　　與此同時，林彪卻從6月間開始加緊了搜集羅瑞卿的「材料」的工作，以後由海政的×××、作戰部的×××等隨時報告，材料越集越多。有時，為了表示對提供材料的人信任，在羅瑞卿彙報工作時，還讓那人藏在另一間屋子裡竊聽羅瑞卿說些什麼。

　　特別是在9月份、10月份，林彪的這種手法運用得更圓孰了。

　　9月份，林彪要轉移到蘇州休養，經過北京時住了幾天。在未回北京時，就通知羅瑞卿說，林副主席身體不好，什麼人都不能見，要羅瑞卿不要去看他。羅瑞卿為了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做好通氣工作，便採用寫信或送文件的辦法去「通氣」。他讓秘書將要彙報的內容用毛筆寫成工工整整的大字，給林彪送去。葉群幾次打電話對這種辦法作出表揚：「總長，林總說這個辦法很好，文件送得不多不少，寫信字很大，容易看，林總說以後不能來的時候，就用這個辦法。」

　　9月13日，林彪從大連轉移到上海後，便派李作鵬等人整理一份份「材料」，哪怕是捕風捉影、雞毛蒜皮，統統搜羅，其中10月25日由作戰部副部長×××給林彪送去的一份材料的附信上是這樣寫的：

　　＊＊＊

　　林副主席：

　　最近期間，我多次想向你報告一件事，但因事關重大，來找到適當的機會，不便輕率。

　　我覺得羅總長驕橫懶散，心懷不測，值得警惕。

　　我這個感覺，是經過六年的觀察得出的。六年來，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1962年5月去上海修改「關於戰略方針的建議」以前，我對羅總長極為信任和尊敬，認為他是堅決執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過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從一些主要的事情上，我對他產生了懷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對頭，甚至他對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悅誠服的。特別是你作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贊成的，實際上是帶頭抵制的，只是採用了兩面手法，搞了一些偽裝。但這個時期，我對他的本質還看不透，雖有上述懷疑，總是從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7、8月，在參加寫《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和修改羅總長9月3日的講演稿時，我才大吃一驚，才發現他是心懷不測的人……

　　……

　　總參謀長羅瑞卿是怎樣「反對」突出政治的呢？不妨摘一段10月11日羅瑞卿在軍報送審的社論《突出政治必須抓好活的思想》清樣上的批示：

　　請考慮在適當的時候寫一篇好的政治統帥業務、帶動業務的社論。把業務槁精，這是突出政治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突出政治的主要成果之一。（要把）在突出政治、政治掛帥、群眾路線的前提下，搞好業務，同單純業務觀點在原則上區別開來。

　　總參謀長羅瑞卿又是怎樣「驕橫懶散」的呢？不妨看看9月份發生的一件事。一天，總參作戰部的一位領導幹部向羅瑞卿彙報工作。在談話中，羅瑞卿專門談了整理文風問題。針對送審的文件、電報稿，有的經過改劃，字跡不清，有的表達不準確、不精煉，甚至詞不達意，對工作造成一定影響的現象，羅瑞卿指出：「這不單是個技術問題，也是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問題……把文風搞好，草擬文電，字要寫清楚，寫工整，文字要通順、確切……這些本事，參謀人員要經常操練。辦事一定要認真，不能馬虎。首先要作到對重要的事情不馬虎，當然次要的事也不應馬虎。作戰文書多寫一個字和少寫一個字大不相同，寫錯一個字影響很大。」

　　接著他舉了兩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一件是1963年處理躍進號事件時，海軍某艦隊下發的電報把北緯31°32＇，誤為31°52＇，致使前往的艦隻向北多航行二十海裡。另一件也是在同一時期，某島嶼守備部隊的一位參謀把上級通報的我機經過北緯30°40＇進行飛行的預報，誤為32°40＇。結果，當我機經過該島上空時，守備產隊即誤為敵機下令射擊。

　　「這些都是一字之差的結果。如果辦事不認真，就會誤事。」羅瑞卿總結說。

　　＊＊＊

　　而就在別人告狀的時候，羅瑞卿於10月間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聽說陶鑄要去上海，考慮到此時林彪規定的兩月不見的期限已過，也想同去，向林彪「通氣」。在打電話請示，被林彪處告知身體不好，不要來後，又徑直去廣東看地形了

　　1965年11月。上海。

　　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已點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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