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102)_學達書庫

一〇二

　　香港對曹禺的戲劇始終懷有熱情，還在「四人幫」統治的歲月裡，香港24個劇社聯合演出，市政局主辦了「曹禺戲劇節」。當時上演了《北京人》、《蛻變》和《膽劍篇》。另由李援華從其它劇作中，抽取片斷編成第四個劇目，名為《曹禺與中國》，全劇共三幕。據作者說，他所以這樣編寫這個劇，是「覺得曹禺所有作品都和中國社會有很大關聯；而他在多年的寫作過程中，思想意識又隨著自己對社會的認識加深而變化。於是，我決定通過這個劇本，反映我國近40年來的重大變動，目的是加深本港的年輕人對中國的認識和關心，並推動他們體會曹禺在各作品中所流露的觀點及作出自己的評價。」此次曹禺戲劇節在香港影響較大。打倒「四人幫」之後，《雷雨》等劇作又不斷演出，1980年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赴港演出《王昭君》，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曹禺<王昭君>及其他》。黎覺奔在《為曹禺的<王昭君>演出歡呼》中，熱烈歡迎劇組到來，並相信會「給予話劇界一個很大的刺激作用，從而使香港的演劇水準提高一步」。此劇演出在香港產生了較好的影響。1986年2月，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赴港演出《原野》，觀眾反應也十分熱烈。香港總督尤德歡賞此劇後，操著流利的漢語對導演張奇虹說，他從1942年就讀過曹禺的《雷雨》、《日出》，今天能看到《原野》，心裡很高興。還請她代問曹禺先生好。這使張奇虹感到吃驚，想不到這位港督對曹禺劇作如此熟悉。曹禺的劇作在國外的影響也在擴展著。

　　在蘇聯、東歐諸國，曹禺的劇作早就被搬上舞臺。近年來，也屢有演出。1981年他的《雷雨》由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中文專業同學演出，劇本翻譯楊玲（伊拉娜）把劇情縮成兩幕。1983年，《雷雨》在莫斯科再次上演。美國繼演出《日出》、《北京人》之後，1984年，密蘇裡大學邀請英若誠為該校學生排演由他改編的曹禺劇作《家》。英若誠後來說，《家》在密蘇裡州堪薩斯城的演出獲得很大的成功，美國評論界認為「《家》的演出使美國人深刻地理解了20年代的中國社會，這是理解後來發生的偉大的中國革命的鑰匙」。日本，早就演出過曹禺的劇作，1981年12月，《日出》由東京民藝劇團演出，翻譯兼導演內山鶉，陳白露由真野響子扮演。曹禺為這次演出寫了《作者的話》。饒有興趣的是1984年5月，大阪關西大學中文系學生，用漢語演出了《雷雨》。為了排練《雷雨》，這些年輕人付出了艱苦勞動，扮演劇中人物的演員，都曾自費專程來華，演出經費的大部分也是自籌的。他們的中國老師、復旦大學的廖光霞特地寫了《在日本看<雷雨>》一文，生動地記錄了這些為了日中友好而排演《雷雨》的日本青年的事蹟。1985年9月5日到16日，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在日本東京陽光城劇場演出了《家》，10天演了10場。據組織演出的日本朋友說，「在日本舉行訪問公演的外國劇目，多半在東京只能公演兩三天即轉移到外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維持滿座；在東京能夠連續演滿10場，保持盛況不衰的，大概只有兩年前的《茶館》和這次的《家》」。《家》的藝術魅力吸引了日本觀眾，得到日本戲劇界同行的好評。日本戲劇評論家野村喬說：「它所以給人以深刻的感動，是因為從中可以呼吸到充滿苦難的中國近代歷史的氣息。」他說：「現實主義是藝術本來的道路，但在日本新劇中卻越來越少見了。在這個時候，中國話劇的到來，給人一種新鮮感」。1984年2月，《雷雨》在馬來西亞上演，受到當地僑胞的歡迎。導演說：「《雷雨》的藝術成就已超過易蔔生。」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到曹禺劇作不斷擴大著它在世界上的影響，增進著中國和其它國家人民的友好聯繫，為祖國贏得了榮譽。1982年10月21日到11月4日，曹禺作為中國戲劇家代表團團長再次訪問日本，代表團團員有方傑、李玉茹等人。此行得到日本戲劇界的熱情接待，觀看演出，出席座談會，日程排得很滿。他得以會見《日出》的日譯者內山鶉先生，還有許多日本的曹禺戲劇研究專家，如佐藤一郎、松枝茂夫、飯塜容等人。

　　日本有一批曹禺戲劇研究專家，如佐藤一郎（慶應大學教授）、大芝孝（神戶外大教授）、吉村尚子（東京大學教授）、吉田幸夫（北九洲大學教授）、井波律子（金沢大學副教授）等。飯塜容是一個年輕的學者，東京都立大學畢業，其畢業論文寫的就是《曹禺論》。著名的還有宅間園子、蘆田肇、名和又介等。佐藤一郎是最有代表性的，他對曹禺的戲劇有著很好的評價，他說：「在中國近代戲劇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當首推曹禺。我覺得，在小說史上推崇一位達到頂峰的代表作家，肯定會引起很大的爭論。但至少是在話劇界，把他作為近代話劇的確立者和集大成者卻是可能的。」他還認為「曹禺是一個造型力非常卓越的作家。他能大膽地去掉多餘部分，其餘皆歸我取。他的造型能力使全劇緊緊地把握而成為一個渾然一體的世界，他把滿腔熱情傾注到造型上」。他認為曹禺的「造型能量的源泉來自中國文學的傳統」，「正是中國傳統內部的造型意識從而獲得近代睿智，這個睿智的名字，就叫曹禺的現實主義」。儘管他認為曹禺接受過外來的影響，但曹禺所塑造出來的人物卻是「古陶和黃土的子孫」。

　　曹禺的劇作在日本譯本較多，《雷雨》有1936年影山三郎、邢振鐸的譯本，還有1953年影山三郎的譯本。《日出》有奧野信太郎、佐藤一郎（1954年）、松枝茂夫（1962年）、內山鶉（1982年）的三種譯本。《原野》有飯塜容（1977年）的譯本。《蛻變》有松枝茂夫、吉田幸夫（1954年）的譯本。《北京人》有三種譯本；服部隆造（1943年）、松枝茂夫、吉田幸夫（1971年）、吉村尚子（1975年）。《膽劍篇》有黎波譯本（1964年）。

　　當曹禺在東京都立大學會見了佐藤一郎、松井茂夫、飯塜容等日本曹禺研究專家時，他感到格外高興，他們促膝而談，自由地交換看法。他事先曾說，他十分感謝這些日本的學者，做了那麼多扎實而深入的研究，這充分反映了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儘管曹禺面前簇擁著鮮花和榮譽，但是，同他接觸多了，總覺得他內心隱隱地埋藏著苦惱，縈繞於心的是強烈的青春般的創作欲望，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常這樣感歎地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寫得太少了，我不應只是寫戲，還應該寫小說，寫散文，寫更多的東西。」他對採訪他的記者也說，他還要拼命寫幾年，寫出一部較好的作品來。在這種時候，他年輕時代的那種按捺不住的習性和焦灼，還依稀可辨。他很清醒地估計自己，對自己並不滿意，但卻又是無可奈何。如果他甘心服老，那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他常處於一種身心矛盾之中。

　　1983年，他從日本訪問歸來，巴金因不慎摔倒骨折而住院，這使得他格外心情不安。看見老朋友躺在病床上，那麼痛苦地受著折磨，他幾乎每天都要去看望巴金，默默地守候在那裡。在他的一生中，這位老朋友以他真誠和無私的心，給了他許許多多的幫助，對他寄託著深情的厚望。他又想起巴金寫給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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