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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打倒「四人幫」之後,話劇創作在一段時間是相當繁榮的,在衝破思想禁區上領了先,如《報春花》、《救救她》等社會問題劇久演不衰,受到觀眾歡迎。但是,他卻十分銳敏地感到,在一些社會問題劇中所存在的問題,談了一些很有見地的看法:我剛讀過《文藝報》上發表的孫犁同志的《文學和生活的路》,談得很深刻,他那麼解釋文學的真實性、文學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當前,我感到有個極大的問題,無論寫戲,寫小說,寫什麼東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並不反對,但是,怎樣體現這種思想性,這就是個問題。現在一齣戲,有個官僚主義者,另外必有幾個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確思想的,於是按兩種思想寫成兩種人物,形成兩種思想鬥爭,這樣寫成一部劇。當然不是那麼笨拙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終避免不了這麼一個套子。這種戲需要不需要呢?當然也需要,這就是社會問題劇,針對當前社會上的許許多多的問題寫出戲來,看這些戲也是讓人激動的,覺得講得有道理。過去只敢寫生產小隊長、大隊長的毛病,現在思想放開了,甚至連老幹部都敢寫出他的問題來。但是,我覺得這樣寫下去,是很令人擔憂的,這是一條很狹窄的路。如果把文學僅僅搞成政治需要什麼就表現什麼,該解決什麼問題,就寫什麼問題,比如《權與法》,這部戲即使全國都上演了,是不是「權與法」的問題就解決了,就不再搞特權了,這很難說的。為什麼說這樣寫的路子是狹窄的呢?你們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個問題限制住,不是被一個問題箍住了,他們把整個社會都看過想過了,觀察生活思考生活的範圍比較開闊,也比較深入,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作家規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寫出讓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讓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遠很遠,去思索人生,思索未來,甚至思索人類。《紅樓夢》、《水滸》沒有鮮明地提到某一個社會問題,卻把整個社會反映出來了。《戰爭與和平》、《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是這樣。看見什麼問題,就寫什麼問題,看見什麼人物就寫什麼人物,不是真正從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深思熟慮過的,真正在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動過的,就拿來寫,這樣的戲寫出來,也許可以感動一時,但不能感動永久。我是不贊成這樣一種寫法的,我覺得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的文學藝術太講究「用」了。為什麼我們不能創作世界性的作品?這是頗令人深思的。《戰爭與和平》、《復活》在我們看來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它確有世界性。我們總是寫那些「合槽」的東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合」一定哲學概念之「槽」,一個蘿蔔一個坑,這樣是寫不出好東西來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麼預先規定的主題。我以為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道路和發展前景是十分廣闊的,應該是一片一望無際、繁花叢生的大地,碧綠碧綠的草原,牛羊遍野,一派生機,天地廣闊。我真是盼望有無愧於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作品問世啊!不久,他就寫了《戲劇創作漫談》,發表在《劇本》1980年7月號上,更深刻地論述了這些問題,在戲劇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關於戲劇創作,他寫下了一系列文章,有滔滔宏論,也有短小劇評。他談古代戲曲,談現代戲曲,談莎士比亞,談易卜生,談奧尼爾,也談自己的創作經驗,談導演,談表演,也談及舞臺美術。即使是短短一篇,他決不應付。有時應報刊之約寫一篇劇評,他也是反復琢磨,數易其稿。他想的是,哪怕三言兩語,也要對人有所裨益,有所啟發。有一次《文藝報》約他寫一篇《上帝的寵兒》的劇評,催稿很緊。頭一天寫就一稿,讀來不盡其意,翌日清晨起來重寫,直寫到午後兩點鐘,那種叫真的態度,對於一個有病的老人,委實令人感動。在這些文章中,凝結著他畢生創作的經驗教訓,也蘊含著他對當前創作的沉思,有熱情的期望,有睿智的見地。也許他覺得不能再奮力寫出新作,便把一腔希望都寄託在整個劇壇上,期待中青年人寫出偉大作品。他無心作理論家,但是,無論是長篇談話和短篇小品,都耐人尋味。愈到後來,他的文章寫得愈精萃。像《<莎士比亞研究>發刊詞》、《作莎士比亞知音》,都是兩千字的文章,但卻是言簡意賅,妙語連珠,深蘊哲理意味。他所寫下的關於懷念郭老、懷念老舍和田漢的文字,少套語,有真情。在他諸多文章中,有幾篇是值得稱道的傳久的文章,如《我對戲劇創作的希望》、《和劇作家們談讀書和寫作》、《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等,都是在文學藝術界為人稱道的好文章。

  在他所有的談戲劇的文章中,能看出他所探尋所強調的方面:一是他強調寫人,強調認識人的價值、尊嚴和力量,探尋人的靈魂的秘密。他借對莎士比亞、奧尼爾等人的評論,引導人們對「人」的發現和認識。他說:「有史以來,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學巨人們教給人認識自己,開闊人的眼界,豐富人的貧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導人懂得『人』的價值、尊嚴和力量。莎士比亞就是這樣一位使人類永遠又驚又喜的巨人。」他以為自古以來的文學大師,都是對「人」有深刻見解的人,他說:「戲劇的世界是多麼廣闊、遼遠而悠久!可交流的知識與文化,尤其是對於『人』的認識,表現得多麼美麗,多麼翔實,又多麼透徹啊!如果從古希臘到現在,把這幾千年來的戲劇大師們從墳墓中喚醒,請這些對『人』有深沉見解的人們,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戲劇大家到中國的上海,飲幾盅龍井,喝幾杯茅臺,讓他們互相認識『中外古今』的同行,談談夢一般的思想,詩一般的感情,把心中還沒有說盡的話對面講,溝通溝通,那會是多麼偉大而又不可想像的盛會啊!」顯然,他把戲劇大師們看作是最懂得「人」、最瞭解「人」、最尊重「人」、對「人」有著透徹深刻見地的巨人。因此,他不止一次同中青年劇作家講,要去瞭解人,要探索人的靈魂的秘密。他說: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面貌,我們要放開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靈。要不怕艱難,探索他們的靈魂深處,是高貴的還是齷齪的?親愛的作家們,不要滿足於已有的生活知識,不要滿足於已經知道的人物性格。只有勇敢地、艱苦地探索人物的靈魂,在生活中開闊眼界,才知道應該寫哪一種人,甚至於怎麼寫。這些意見,是切中時弊的。

  二是他強調作家要讀書,要提高文化修養。在文學藝術創作隊伍中,突出地暴露出一種非學者化的傾向,文化修養較差,知識面不廣,視野狹窄。曹禺從他切身的創作經驗中深深體會到,一個作家要有生活,同時要有學識和膽識,而後者則是要靠刻苦攻讀、勤奮思索才能獲得的。他是最懂得舞臺和舞臺藝術的。他曾說:

  舞臺是一座蘊藏無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獄,是天堂。誰能想像得出藝術創造的甘苦和艱辛呢!學習舞臺知識、技能與藝術;探索世界一切美好的修養與人性的秘密;取得心領神會、活脫脫地表現各種人生境界的本領;積累多少深刻理解與偶得穎悟的舞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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