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98)_學達書庫

九八

　　訪問的第一站是紐約。紐約依然像過去那樣繁華，到處都是聳入雲霄的摩天大樓。上次是美國國務院接待，這次，倒是真正的民間交流，因此更為純真而熱情。特別是美籍華人學者、作家朋友們，更是傾注滿腔熱忱，歡迎這位早就傾慕的老作家的到來。

　　在紐約最重要的安排，是觀看《北京人》和《日出》的上演。3月25日晚，在紐約曼氏劇場上演《北京人》，導演肯特·保羅（KentPaul），舞臺美術昆亭·秋瑪斯（Quentin Thomass），劇本是由一位香港的留學生LeslieLo翻譯的。《北京人》深受美國觀眾歡迎，得到美國同行的稱譽。前來陪同曹禺觀劇的老朋友阿瑟·米勒，把此劇稱之為「感人肺腑和引人入迷的悲劇」。曾家的小客廳佈置得十分出色，古色古香，頗具美感，只是小道具鴉片煙槍有些失真。這也難怪，即使在中國，許多人也沒見過這種玩意兒。演員也都是中國人的面孔，這使曹禺感到格外驚訝，原來這些演員多系亞洲人。曾皓祖孫三代的扮演者都是日本人，江泰的太太曾文彩也是位美籍日本人，瑞貞則是朝鮮人，愫方、思懿，江泰、陳奶奶都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演員。江泰演得格外出色，他的臺詞中有一段是北京的大小館子的名字，都採用意譯的辦法，聽來饒有趣味。曹禺在大洋彼岸看到此劇的演出，心中十分激動。這齣戲是很難演的，中國味道很濃，竟然演成這樣，也夠難為這些美國朋友了。演出結束後，他衷心地感謝導演、演員和舞臺工作人員，激動地說：「演出好極了！演員、導演、舞臺設計，以及所有有關的朋友們都非常嚴肅熱情地演出了這個戲。這次演出表達了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是美中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日出》和《北京人》幾乎是同時上演的，地點在印地安那大學。他覺得《日出》演得比《北京人》更好些。他對美國朋友們說：「看了《北京人》和《日出》這兩個戲，你就會明白，中國人為什麼非革命不可。今天的歷史已經完全證明，中國人民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一個偶然的機會，也許是觸景生情吧，他回憶起1946年訪美期間，曾協同一位美國朋友李吉納爾·勞倫斯（ReginaldLawarence）整理過《北京人》的英譯本。但是，此書並沒有出版。這次人們卻告訴他，《北京人》早就在紐約演出過。1953年4月間，在紐約西城54街121號的StudioTneatve演出的，劇本的譯者就是那位勞倫斯先生。他很懷念這位朋友。1979年阿瑟·米勒來中國訪問時，同曹禺建立了親密的友誼，這次，輪到他作東道主，在3月28日的歡迎會上，他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演。阿瑟·米勒特別強調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說文學戲劇是超越國界的，熱情稱讚曹禺的劇作，說一談到曹禺的戲劇，就使他聯想到俄國、美國的戲劇傳統，稱譽《雷雨》的結構是很有氣魄的。他還特別談到曹禺在「四人幫」統治下的苦難遭遇。曹禺在這個會上發表了學術演講，對中國戲劇史作了簡明的介紹，博得與會者的歡迎。

　　在紐約他出席了大大小小的會議，會見了許多美國朋友，如著名的劇作家瓊斯（LeroiJones），辣媽媽實驗劇團的創辦人黑人婦女都華（EllenStewart），還有美籍華人作家李歐梵、夏志清等。在百老匯大街蓉園有一個座談會，參加者多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老師，其中不少人都是在北京長大的，同這些同胞談起來，使曹禺增添了一種故鄉溫暖之感。這些老師中，不少人又是「曹禺迷」，這就更多了談資。當這些朋友告訴曹禺，許多大學都把曹禺的劇本當作課文講授時，他十分高興。

　　4月12日到15日，到印第安那大學訪問，由羅郁正、李歐梵安排，到達普魯明頓，下榻于印大學生聯誼中心，他和英若誠住在一個頗有氣魄的套房內。在羅鬱正家裡的一次聚會，一時羅家門前車水馬龍，到會的人有50餘人。在印大觀賞了由T.Hernandez教授導演的《日出》，曹禺發表了題為《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話劇的創作》的講演，並回答了與會者提出的問題。整個會場的氣氛由始至終是輕鬆而熱烈的。印大國際研究院的院長，特意送給曹禺一件別出心裁的禮物：一把導演用的座椅。曹禺答謝說：「我一定要繼續寫作，我自己寫不完，我會叫我的兒女來寫，也會請朋友們繼續寫。」

　　4月20日，到達美國西海岸的舊金山訪問。在柏克萊接受了遠東學系和中國研究中心的宴請，晚間在陳若曦家裡聚會，作陪的有李歐梵、白先勇、水晶，主人特別置備了中國茶點，大家開誠相談，從國內政治經濟到劇壇影壇的種種情勢。4月22日，在柏克萊的大學生中心「棕橡樹室」，曹禺再一次作了學術演講，談了中國戲劇的發展情況。在回答一些美國朋友的問題時，他感到他們對中國並不瞭解，就此，他說：國與國之間，尤其中國和外國，常有神秘的「幕」存在。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歷史問題、生活習慣、個人思想的不能理解。此外還有一種東西，就是老希望人家生活形態要和我們的一樣，所以滿清時代，您老人家到我們家來，我們正處在挨打的情況下，就自然呼您們為「洋鬼子」。這個稱呼自然不禮貌。後來，您把我們打怕了，老百姓不怕，官吏是真怕，這些官吏就改稱您們為「洋大人」。直到現在我們與外國有極複雜的關係，中國有30年的隔閡，但始終是一條心，我們就有「外賓」的稱呼，現在則叫「貴賓」。歷史是這樣的奇怪，我們得用顛倒的方式來看自己破碎的路。

　　此次赴美訪問，增進了中美文化界的交流，海外有過不少報道。如夏志清寫的《曹禺訪哥大紀實——兼評<北京人>》，劉紹銘的《君自故鄉來》，水晶的《長夜漫漫欲曙天》，這些報道觀點不同，角度各異，但均可看出海外僑胞、美籍華人作家增加了對祖國的瞭解，對曹禺及其劇作也均有坦爽的評價。夏志清在開始接觸曹禺時，頗感失望，但在幾次接觸中增進了互相理解。曹禺曾去聽他講課，並把《王昭君》贈他，另外還贈他一件小小的禮品。夏志清說：「禮物是一隻淺綠色的小象，看來是由一塊雪花石膏alabaster雕刻而成的，非常晶瑩可愛。曹先生雖然記不清我的中文名字（所以稱我為『C·T·夏教授』），顯然對我不無好感，臨走前還托人帶給我一本書，一件禮物，真的很為其友情所感動，先在這裡道一聲謝，並祝他在訪遊美國期間，珍視身體，多多保重。」

　　對曹禺劇作的評價也在變化著，他說：「我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對曹禺批評較苛，惟獨對《北京人》另眼相看，認為它比《雷雨》、《日出》、《原野》好得多。……後來劉紹銘寫曹禺博士論文，同意我的看法，也肯定《北京人》為曹禺真正的傑作。這幾年因為教書的關係，每年重讀一遍《雷雨》、《日出》，《雷雨》我一直認為不佳，對《日出》卻增加了不少好感，曹禺處理銀行經理潘月亭、書記李石清、小職員黃省三三人之間的關係，尤其精采。有機會真想把曹禺全部作品看一遍，再來評斷它們的高下。」寫過《曹禺論》的劉紹銘，在同曹禺的接觸中，也修正了他過去評價的偏頗。他說：「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寫《曹禺論》，我對他劇作的評價，會高得多。我對《雷雨》和《日出》二劇批評得極不客氣，理由不外是那時我剛念完比較文學的課程，眼中盡是希臘悲劇以來的西方戲劇大師，而把曹禺的作品與易蔔生、契訶夫和奧尼爾等人，平放著來看，那曹禺自然吃虧些。」如果沒有偏見，隨著他們對祖國現實和歷史的深入瞭解，相信會對曹禺及其劇作作出更加客觀而公正的評價。

　　占去他時間最多的是社會活動，但並未因此使他對新時期話劇的發展失去關注。不管他多忙，大凡有新劇出來，他總是要看的。他注視著、思索著話劇創作中的問題，他關心著青年劇作家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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