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95)_學達書庫

九五

　　他為完成這部劇作頗費思索。昭君詩，昭君戲，昭君的傳說，昭君的事蹟，他都讀了，但這些關於王昭君的形象，卻是一個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婦女。他說：我所看到、聽到的關於王昭君的詩（包括李白、杜甫那樣大詩人的）、戲曲、小說、傳說中的王昭君的形象，是一個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婦女。她極不願意離開故鄉，離開自己的故土。我小時候看過一個戲叫《昭君出塞》（見《青塜記》）的就是這樣。這齣戲演得不錯，語言也感動人，譬如，什麼「文官濟濟全無用，武將森森也是枉然，卻叫我紅粉去和番」之類，非常委屈、淒怨。但這完全不符合歷史真實。「和番」之說，就表現出大漢族主義思想，不是把匈奴當作中國的民族，而是作為異國番邦。範曄的《後漢書》上的王昭君也是哭哭啼啼的。我還看過一本敦煌的變文，叫《王昭君變文》的，說王昭君到了番邦，很不安心，整日思念漢元帝。其實變文中寫「番王」對她很好，甚至親自為她熬藥煎湯，她死了，還專門為她著漢服戴孝。對她這樣好，她還想漢元帝，真是奇怪。另外，傳說毛延壽作欽差大臣為漢元帝選美，王昭君之父不願女兒進後宮，因為進了後宮是很慘的。《阿房宮賦》裡說，「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大觀園中元春一進宮就得見皇帝，那是「有後臺」的。一般被選上的宮女，都是很悲慘的，所以都不願意進宮。另有一個故事（見《琴樓》，傳說東漢蔡邕著），王昭君為了避免父親受害，毅然出面進宮。《西京雜記》說，進宮以後，大約是王昭君沒給毛延壽什麼好處，沒行賄吧，毛延壽就在畫像上搞了鬼，使她見不著漢元帝。元曲馬致遠的《漢宮秋》，寫毛延壽很壞，逃往匈奴，把王昭君的畫像給了匈奴，使匈奴單于見圖生情，指名道姓地非要王昭君不可，漢元帝為和好，只得給他。我讀了許多關於王昭君的書，但無論是詩詞、文章、戲曲，其中史實都不一定確實。我查了《漢書》，只說漢元帝愛音樂，會作譜。再便是呼韓邪單于入朝，請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女王昭君賜單于。所以其他傳說都無正史可考。除了《昭君出塞》，還有不少寫王昭君的戲。元朝馬致遠的《漢宮秋》就是一個，但那是寫漢元帝和王昭君的愛情的，戲把漢元帝寫得很多情，什麼「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已愁淚滴千行」之類。郭老在《蔡文姬》中也提到王昭君。左賢王說：「當初不是有個王昭君嗎？」蔡文姬為了紀念王昭君，還故意給自己的兒子起了一個與王昭君的兒子一樣的名字。顯然，他對史料是十分熟悉的了，他對詩歌，小說、戲曲中的王昭君形象也有了廣泛而深入的把握。但促使作家攝取史料和種種傳說的著眼點，最終還取於他對當初周恩來談話的理解和體會上。

　　他曾說：「我領會周總理的意思，是用這個題材歌頌我國各民族的團結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為這一事業身體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貢獻的一位漢家女子。」正是基於這樣的一個領會，使他確實也發現了一定的客觀歷史依據，於是他就一改傳統的昭君形象，而寫出一個具有新意的王昭君來：「我要擦掉王昭君臉上的淚水，讓她煥發出她的真正的光彩。」「我寫的王昭君不再是哭哭啼啼了。她有志氣，有膽識，願意為民族和睦和當時漢朝百姓的安樂貢獻自己的一生。她是有感情的女子，但絕不是那種奴婢對帝王的感情，而是真誠的愛情。她嫁到匈奴，就愛上草原；她嫁給了呼韓邪單于，就真心地愛他，並且也得到了他的愛。她剛毅，又溫柔；她耿直，然而明事理，有耐性。我希望我們的人民因有王昭君這樣一位有膽有識的漢家女兒感到驕傲。」他就是按照這樣的領會，按照這樣一個創作意圖來寫王昭君的形象，來寫《王昭君》的。1978年11月，《王昭君》發表在《人民文學》第11期上。與此同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開始組織排演。導演梅阡、蘇民，主要演員有狄辛、藍天野、董行佶等人。擱筆十餘年之久的曹禺，於十年浩劫之後寫出新作，一時傳為美談。劇本尚未公演，便接連收到朋友們以及讀者、觀眾的熱烈祝賀。

　　首先是老朋友吳祖光的賀詩：讀曹禺同志新作《王昭君》，寫得入情入理，有聲有色，信是大家手筆，欽服之余，喜成一絕：

　　巧婦能為無米炊，萬家寶筆有驚雷；從今不許昭君怨，一路春風到北陲。繼之，是茅盾的贈詩，題名《贈曹禺》：當年海上驚雷雨，霧散雲開明朗天。

　　閱盡風霜君更健，昭君今繼越王篇。不久，又接到對外文委侯甸和雲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馬子華的贈詩。7月，《王昭君》公演後，國家民委和中國劇協聯合召開座談會，楊靜仁、張庚、趙尋、金山等人，給這部新作以高度評價，「一致肯定曹禺為鞏固和發展我國民族團結所作出的貢獻」，並肯定了它的藝術成就。在評論界更引起了熱烈反應，到1982年底，全國報刊發表的評論和研究文章上百篇，足見其影響之大了。

　　評論的主要點，集中在對王昭君形象的塑造上。張鍥說：《王昭君》「使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渾成一體，為王昭君恢復了本來面目，擦去兩千年來人們強灑在昭君臉上那些哭哭啼啼的眼淚，塑造了一個有膽有識、勇於為民族團結作出貢獻的、笑盈盈的王昭君的藝術形象。它是我國各民族大團結的一曲頌歌，是一幅色彩豔麗的歷史畫卷，也是曹禺同志在新長征途中獻給黨和人民的一份厚禮。」王季思、蕭德明也指出：「他一改文藝史《昭君怨》、《漢宮秋》等作品的主題和情調，使王昭君以滿腔哀怨的悲劇人物轉化為促進民族和睦、關懷人民疾苦的巾幗英雄。舊時代的人們需要一個王昭君，是要借她抒發自己對封建時代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滿腔怨憤。社會主義時代需要一個新的王昭君，是要通過她表達各民族精誠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強烈願望，是要她鼓舞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去紮根邊疆、建設邊疆。話劇所塑造的王昭君沒有使我們失望，她的理想、智慧、勇氣和毅力，都閃現著我們時代的光輝。

　　這是只有社會主義時代才可能產生的舞臺藝術形象。」但是，也有些評論家以為把王昭君的形象「寫得太高了，不真實」，寫得「理想化」了。陳祖美指出：「作者對於王昭君的描寫中，雖有較好的藝術處理，但總的說卻表現了一種明顯的為了理想而忘掉歷史的情況」；「特別是在戲的後半部中，無論從人物性格、情節及某些重要細節等方面考察，都不符合對歷史劇真實性的要求，沒有達到周總理提出的『只有忠實於史實，才能忠實於真理』的要求。」王季思、蕭德明也認為「後半部分對王昭君和呼韓邪單于兩個形象的塑造在某些方面有拔高的傾向。」

　　而對《王昭君》所達到的藝術成就，都作了充分地肯定，認為曹禺不愧是一位傑出的劇作家，雖已暮年，歷盡滄桑，仍然閃露著藝術才華。陳瘦竹、沈蔚德認為《王昭君》是「一部抒情詩劇」，「他在《王昭君》中，以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更大膽地運用獨白來展示王昭君和呼韓邪藏在心靈深處的思想感情。劇中有自由詩體和有韻律的獨白，有歌唱和音樂。此外還有孫美人所引起的悲怨悽楚的哀感，大草原所特有的雄渾壯麗的景象，以及在民間傳說基礎上生髮出來的關於金色大雁的意境。所有這些，都使人覺得《王昭君》不同于曹禺過去的劇作，具有抒情詩劇的風格」。特別是孫美人的形象塑造受到有口皆碑的贊許。閔抗生說，孫美人「是一個684曹禺傳

　　《讀<王昭君>》，《鍾山》1979年第1期。《<王昭君>的歷史風貌和時代精神》，《文藝報》1979年第9期。《從<王昭君>看歷史劇的傾向性和真實性的關係》，《文學評論》1980年第6期。《<王昭君>的歷史風貌和時代精神》，《文藝報》1979年第9期。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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