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96)_學達書庫

九六

　　包含著豐富的生活內容與藝術內容的深刻而獨特的悲劇形象。她是曹禺同志熔多種多樣藝術手法於一爐，精心雕塑的一件藝術珍品。她表現了曹禺同志特有的抒情風格，深湛的藝術功力，和令人驚歎的、只有大師才有的藝術才能」。環繞著《王昭君》曾經產生一些爭論，特別是在思想解放的氣氛中，對它的爭論是一件好事。林幹的《試論王昭君藝術形象的塑造》是晚出的一篇文章，他的意見還是比較中肯的。林文說：對《王昭君》「我個人的看法是，優點：第一在於他的主題思想和政治傾向正確；第二，能擺脫舊昭君戲中陳辭俗套和不採用《西京雜記》野史和《琴操》的傳說故事，並把昭君的藝術形象，第一次描繪成一個對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漢匈兩族的和平友好關係作出一定貢獻的人物，使昭君以『和親使者』的身份出現，合乎歷史的真實。這是曹禺劇本的精華所在，也是他劇本的成功之處。而他的美中不足則在於：第一是劇中的戲劇色彩不夠濃厚，『出塞』一段情節空白；第二是劇本缺少匈奴人和遊牧民族的生活氣息；第三是其他情節安排、人物藝術形象的塑造等還有不夠理想的地方，個別虛構有時也距離歷史的真實較遠。但話劇劇本受空間性和模擬性的局限很大，劇作者往往力不從心。只有電視劇、電視連續劇或電影才能為劇作者提供更多更大的用武之地。」的確，這個看法比較客觀公正，確有可取之外。

　　《王昭君》在慶祝建國30年的會演中，贏得一片讚譽之聲曹禺為這次盛典獻上一份厚禮，他把他對祖國的美好祝願都寄寓其中了。

　　劫後餘生，喜事接踵而來。

　　1979年12日16日，一輛黑色的小轎車在復興門外大街上朝著天安門方向駛去。但是，車到廣播大廈的十字路口，卻向左拐進禮士路，直驅月壇居民辦事處。原來是曹禺和李玉茹去那裡辦理結婚登記。

　　其實，早就傳出了曹禺和李玉茹行將結婚的消息。最早在香港報紙上有所披露。當一些老朋友問曹禺時，他還不敢承認。大概他也未能免俗，快70歲的人啦，還結婚，不好意思。他們去登記時，也遇到這種尷尬的場面。曹禺回憶說：「那年我已經69歲了，都那麼老了，我對玉茹說：『總不能等到70再結婚吧！』就這樣去登記了。辦事處都是些青年人，我們真不好意思，那種場面，是難為情的，所以，老朋友問起也是這樣。那天還好，道了姓名，他們很熱情地把我們引進另外一個房間，辦了登記手續。回來對女兒們講了，她們也都沒有意見。四屆人大期間，是趙尋同志以請巴金的名義，搞了一次晚宴，就算是結婚的儀式了。」婚後的生活是幸福的、和諧的，這對於曹禺的晚年來說是太需要了。他說：我是很感謝玉茹的。這幾年，我兩場大病住院，都是她來照顧我。你知道，她也是有許多工作的啊！她的照顧是兒女們不能代替的，我很需要她的幫助。最近，她寫《青絲恨》，我提了意見，我還給她講了一個月的《哈姆雷特》。我也不能拖累她。但對玉茹來說，是更不容易的啊！

　　李玉茹這個人性格孤僻，她很小就唱紅了，她母親管她很嚴，所有的錢都是她母親掌握，不讓她沾一分錢；「你演戲，我管錢。」她母親就是這樣一個人，被京劇界稱為「四大名媽」之一。「文革」時，來了好多人抄了一個星期，硬是把錢財抄光了，人也被打死了，挺慘的啊！所以，她對名啊利啊是看穿了的，她還要好好搞戲，事業心是很強的。我們倆生活得很美滿。曹禺同李玉茹的結合，也不是偶然的。他們早就相識。但更重要的是，這種結合更帶有時代的悲喜劇的色彩，劫後餘生的共同命運把他們連結在一起來了。

　　李玉茹是這樣回憶的：我是曹禺的觀眾和讀者。早在北京中華戲曲專科學校讀書時，我就看過中國旅行劇團演過的《日出》，還有《蛻變》，我就知道曹禺了。1946年，我到上海，加入了周信芳劇團，認識了吳性栽，是他出資成立了文華電影公司。這個人雖說是個資本家，但很喜歡藝術，喜歡結交藝術界的朋友。他每個星期都請我們吃飯，就在那裡認識了曹禺，還有佐臨、金山。那時，我對他是很崇敬的。他也願意接近我們。他酷愛京劇，他正想寫一部反映藝人生活的戲，就有機會在一起扯談，也常去曹禺家裡。每次去，看到他書架上有許多好書，我那時年輕，很幼稚，很想學習。受他的影響，買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兩線無戰事》、《包法利夫人》等。曹禺對我說：「你要讀些新小說，讀些外國小說，這對你演戲、對你的藝術成長是大有裨益的。」曹禺和方瑞也到我家來過。1947年到1948年，這一段時間，我和曹禺接近較多。我記得我還把自己寫得不像樣子的古詩拿給曹禺看，是他影響我對新文學發生了興趣。我還記得，在他當時送給我的書中，還有一本灰色封面的《新民主主義論》，可惜那時我沒讀懂。他和方瑞臨去香港前夕，上海快解放了，他囑咐我好好演戲，不要聽信謠言，更不要去香港和臺灣。他說，共產黨來了，是會尊重藝術家的。走時，他和方瑞還來看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藝叢書送給我。總之，那時我對曹禺、對方瑞大姐是十分敬愛的，他們給了我這樣一個剛剛走上京劇舞臺的年輕人不少懇切的幫助。曹禺，在我心目中既是老師又是朋友。

　　但是，他們的結合，也不是很順利的。對李玉茹來說，曹有過一段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歷程。全國解放後，京滬兩地，人各一方，都有著各自的事業。李玉茹的表演藝術在新中國的陽光雨露下得到長足的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他們很少有見面的機會。在十年內亂中，李玉茹身遭迫害，也曾聽到曹禺在北京人藝看守大門的消息。她不知道方瑞去世了。1978年，她看到《王昭君》的劇本，為曹禺感到高興。在閱讀劇本中，她為劇本的濃郁的詩情所吸引，就萌生了要把它改編為京劇的念頭。她打電話給曹禺，把她的想法講給他。但是，曹禺卻說：「你長得太胖了，不適合演昭君了。」這大概是他們「文革」後的第一次聯繫，不過是普通的工作聯繫。

　　1978年11月，曹禺去上海，由任德耀陪著去看望李玉茹。劫後重逢，得以充分敘述「文革」中的遭遇，一種患難知己的感覺，在彼此的心頭浮動著。當她得知方瑞於1974年病逝的消息，她既為她所敬重的方瑞而悲悼，也為曹禺失去陪伴他半生的親愛的伴侶而感到傷心。李玉茹的遭遇也並不比曹禺更好些。曹禺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好不容易度過了那些苦難的歲月，今後該振奮起來。」兩顆孤寂的心靈就這樣地逐漸靠近了。但更使李玉茹動心的，是1979年4月在北京的一次會面，她回憶說：

　　我們到歐洲巡迥演出，在北京停留，曹禺正在北京醫院住院，他的身體那麼虛弱，他原來就有心臟病，還有膽結石，一個人躺在病床上。他的女兒都有各自的工作，照料不過來。我深深地感到，方瑞去世，給他的生活帶來的困難太多了，我自己也曾有過類似的處境。「文革」中腰被打傷了，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也是很艱難的。倒不是缺衣少穿，而是心情上的。這一次會面，我們談起十年動亂，談到劫後餘生，都覺得是撿來的一條命。要做些對人民有益的事，都想把晚年過得更充實些，更好些！打倒「四人幫」之後的生活，是太令人迷戀了，我們都感到應該珍惜這些用千百萬人犧牲換來的好日子啊！這次見面，已經談到他們的結合。但是，李玉茹心中仍然有著重重顧慮，在去歐洲巡迥演出的日子裡，她的心情常為此糾纏著。她說：「我的顧慮較多，粉碎「四人幫」之後，我還沒做什麼事，又有兩個相依為命的孩子。回想我到歐洲演出的那半年中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曹禺是我所瞭解所尊敬的，是可信賴的。他的生活道路曾有過坎坷，方瑞又那麼早地離開了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坎坷的啊。我也覺得是應該結合的，是一件好事。但我顧慮的是不能把事業耽擱了，我也不甘心做一個家庭主婦，更不願傷孩子們的心。想不到孩子們是那樣通情達理，都希望媽媽有一個老伴，這就使我解除了許多顧慮。」從歐洲回來，李玉茹給曹禺寄去一封封充滿關切思念之情的信，她也及時地收到一封封回信，一種真誠而實在的感情在深化著。但是，他們還沒有最後確定下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