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93)_學達書庫

九三

　　曹禺的家裡冷清極了。他已搬到三裡屯的一個單元住房裡，只有小女兒伴著。早就從朋友那裡聽說周總理的病情惡化了，他默默地為總理祝福。1月8日清晨，從廣播裡傳來總理逝世的消息，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刹那間，他為這消息震昏了。當他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之後，他的淚水流淌下來，不可抑制的悲慟，使他痛苦不已。他覺得天昏了、地暗了，人們不知道又要遭受怎樣的厄運！

　　周恩來同志的逝世，喚起了人民的覺醒，終於爆發了舉世震驚的四五運動。孩子們每天從天安門廣場回來，都給他捎來一些詩篇，為他描繪著那裡發生的一切。一走進天安門廣場，就像進了另一個世界，一個人民的世界。人的海洋，素花的海洋，像地動山搖，翻江倒海，像卷起的風暴，震撼著「四人幫」統治的大地。曹禺聽孩子們低聲地朗讀著詩篇，他的眼睛又那麼明亮了。

　　但是，跟隨而來的是對四五運動的殘酷鎮壓，全國又跌入一片黑暗之中。

　　天災人禍相伴而來，7月間，唐山大地震，首都人心惶惶，驚恐不安。他和小女兒，艱難地躲在一個地震棚裡，過著暗淡的日子。希望又消失了。又是病魔纏身，又是多難的歲月！他又絕望了。夜晚，他望著星空：難道這宇宙真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裡面，怎樣呼號也難逃脫？難道這世界真像一個黑暗的坑，任憑你怎樣掙扎，愈掙扎便愈深地陷落在絕望的泥沼裡？！難道真的逃不出這大地獄了嗎？！

　　他沒有料到，大概許許多多人都沒有料到，一切又來得這麼快！毛主席逝世不到兩個月，一夜之間，便又天翻地轉了。這一切都發生得那麼突然，「四人幫」被粉碎了。

　　曹禺回憶起那個難忘的日子時說：十年前的那天，我的小女兒很晚回到家裡。她一進門，徑直走到我床前。她的臉因為激動而變得異樣，目光閃閃，聲音也有些顫抖。她說：「爸爸，咱們有救啦！」她告訴我「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這不是真的，還怕很多很多……，我記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個窗口，整座整座的樓都亮著燈，就像過年時一樣。我走著，然而感到難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覺得我的心臟的承受力已經到了極限！人生，歷史，中國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時都化成了一個字眼，我的聲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沒出聲，我喊道：「天哪！」

　　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們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種深重的絕望，把人箍得有多麼緊！

　　後來，我又聽到第二個、第三個人告訴我。雖然仍然是關著門，壓低了聲音才敢說的，可是我終於已經有了相信的勇氣和力量。我相信我已從大地獄裡逃出來了。是的，他終於逃出了大地獄！他終於熬過了那十年的悲慘歲月！

　　【第三十一章枯木逢春】

　　大地復蘇，萬象更新，祖國又迎來了一個山花爛漫的春天。

　　此時，曹禺歷盡浩劫之後，已經是個66歲的老人了。儘管他體弱多病，但是，那種枯木逢春的心情，又喚起他百倍的熱情和精力。曹禺說：「粉碎了『四人幫』，我心情舒暢，精神煥發，覺得自己是一台添了油的機器，又可以為社會主義為人民開轉了。」他曾向訪問他的記者表示，他「要趕快寫」，「要把『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我的筆要繼續為革命衝刺，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

　　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他以極大的熱忱投入文藝界批判「四人幫」的鬥爭。

　　他懷著對周恩來同志的崇敬和熱愛，寫下了一系列的紀念文字。《親切的關懷，巨大的鞭策》（《人民戲劇》1977年第1期）、《我們心中的周總理》（收入《敬愛的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獻給周總理八十周年》（《北京文藝》1978年第3期）、詩歌《難忘的一九七六》（《北京文藝》1977年第2期）等。

　　他積極參加各種會議，發言和撰文批判「四人幫」的文藝謬論。如《不容抹煞十七年》（《光明日報》1977年12月7日）、《「黑線專政」論抹煞不了毛主席、周總理的豐功偉績》（《人民戲劇》1977年第12期）。《「從此劇開了新生面」——看京劇<逼上梁山>》（《人民日報》1977年10月12日）一文，對江青領導的所謂京劇革命「開創了無產階級的新紀元」的妄說，作了有力地揭露。

　　他對一些話劇重演和新劇的演出，給予熱情的鼓吹和全力支持。他看過《龍鬚溝》、《最後一幕》之後，都寫了文章。特別是《丹心譜》和《於無聲處》這兩部新戲，他給於傾心支持。宗福先隨劇組來京，曹禺同趙尋一起同他座談，肯定劇本，滿懷期望。

　　繁忙的活動又開始了，應接不暇的種種接待，不得擺脫的各種會議。他忙碌，但他高興。忙碌中他又準備著新的創作。1977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自然科學學科規劃會議期間，他拜訪了許多老科學家，同他們談心，收集了大量的素材，準備寫一部科學家同「四人幫」進行鬥爭的劇本。但是，這個劇本未能完成，只寫出一篇散文《攻關的人們》，在《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5日刊登。

　　4月的北京，春意盎然。白塔高高聳立，在陽光的照射下更顯得雄偉光輝。林默涵在北海仿膳招待從大洋彼岸來訪的美籍華人趙浩生，應邀參加的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吳作人、蕭淑芳、李可染、趙丹、張瑞芳等人。這是一次難得的聚會。趙浩生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報道，是這樣描寫曹禺的：在一旁看著這個「大團圓」場面的，是劇作家曹禺先生。我從接觸到話劇的時候起，就是個曹禺迷，我不但一再讀過、看過他的戲，也演過、導過他的戲。

　　他的作品是中國近代史進程中一團團耀眼的火種，一座座光輝的紀念碑。從最早的《雷雨》到解放後的《明朗的天》，他以單純的正義感和動人的藝術，一步步引導著千百萬人走向和共產黨不約而同的道路。但過去十幾年，人們耳邊聽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紙隻字了。

　　可是人們並沒有忘記他。當樣板戲獨霸舞臺，整個中國金玉不振、瓦釜齊鳴的時候，人們更崇敬他的藝術，等待著有一天他會重新出現。

　　如今站在他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我激動得喉部哽咽，兩眼濕潤。面對著這位最會表達奔放感情的劇作家，我的感情卻凝塞起來，只能笨拙地說：「看到您，我真高興！」

　　這位「失蹤」沉默了十幾年的劇作家，比我記憶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別顯著的，是他的面色有些蠟黃，右眼下出現一塊黑記，這顯然是多年來精神上見不到陽光的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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