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90)_學達書庫

九〇

　　這些，是他在心中想了很久很久的問題，他自己在創作《明朗的天》、《膽劍篇》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他更看到許多劇本急於表現某種抽象道理，寫得枯燥乏味。他說，「我們有時把『理』看得太簡單了，抓住有修養的同志一句話就用，抓住書本上的一段結論就用，以為有了這些，就可以隨心所欲，發展成為劇本中的『理』了。這裡面當然有『理』，而且常常是能啟發我們的。但它未經我咀嚼消化，還不是我的。在它沒有化為我的以前，總不能隨便拿來，充作我的作品中的『理』。作品中的『理』總應該是作者從生活鬥爭中得來的，是下了很大的勞動，觀察、體驗、分析才能得到的。」他痛感概念化的弊端，把作品作為簡單的思想傳聲筒。他說，「作者習慣于抽象地發議論，把『想當然』作為『當然』，把借來的思想錯認為能生根發芽的思想，就鋪張起來一種乾巴巴的東西。這麼辦，首先不合創作之理，所以就容易寫成概念化、簡單化的劇本。」他把這些都歸結為是「理勝於情」，其原因是沒有「真知道」就寫。此外，他又談到另一種情況：「情勝於理」：與此相反，還有一種「情勝於理」的現象。這裡說的「情」，也不是作者對事物的深刻體驗裡流露出來的，而是一種比較膚淺的對事物的感觸。仿佛作者僅僅為一種「強烈」、卻有點浮誇的情感所激蕩，沒有再進一步探索，就動筆了。這種作品使人感到作者急躁一些。實際上，作品所反映的，僅僅是作者對於生活的一點新鮮的感觸，有時這一點感觸甚至也不是新鮮的。

　　我們踏進新的環境，便自然有新鮮的感覺，這點新鮮的感覺總歸是很可貴的，它是創作過程的第一步，是引人入勝的東西。但它本身卻不是什麼「勝境」，不可據此立言立說，洋洋灑灑寫下大文章來。新鮮的感覺不能代替更真實、更深刻的認識。創作還是靠把現實摸透。

　　反對虛誇浮飾之風，批評矯飾膚淺之情，是切中時弊的。在他看來，「情勝於理」，也是由於沒有達到「真知道」，真情源於真知。他說：「生活的經歷積累多了，才會對它產生深刻的情感。情感的反復體驗一步一步加深了，才使我們有深刻的思索。」因之，他認為那些「情勝於理」的劇本中的「情」，「有的開始便不很真切，有的從頭到尾僅是虛張聲勢。喊叫的聲音太大了，『情』和『理』的聲音太小了。這類劇本往往有些形似慷慨的文章，這些文章如流箭亂髮，頗難射中思想的箭靶」。他接著說：「『理勝於情』便乾枯了，『情勝於理』便氾濫了。前一種使人感到乏味，後一種使人感到茫然。」

　　這篇講話，以《漫談創作》為題，發表在1962年第6期《戲劇報》上。雖不能說，他把自己多年來在創作上的思索全盤托出了，但卻是他的肺腑之言，既包含他解放後創作的經驗教訓，也凝結著他對話劇創作的沉思。難得的，是他終於講出了他想要說的話，敢於觸及時弊。

　　1962年，這一年他還寫了《語言學習雜感》以及為青年劇作家講的《讀劇一得》等，都是寫得有見地的好文章，毫無官樣文章的味道，是在那裡真正談戲了。

　　在廣州會議精神的激揚下，他開始了《王昭君》的創作。月，在北戴河度夏期間，還在勤奮寫作，他感到那種油然而生的創作欲望又回來了。

　　【第三十章「從大地獄裡逃出來」】

　　的確是好景不長啊！

　　剛剛度過一段輕鬆寬適的日子，剛剛使過度緊張的神經安定下來，階級鬥爭的弦又開始繃緊了，似乎又在醞釀著一場風暴的來臨。

　　他把已經寫好的《王昭君》第一、二幕悄悄地鎖在抽屜裡，他再難以為繼了。雖然，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場浩劫即將來臨；但他卻知道再寫歷史劇就太不識時務了。

　　他又不得不去寫那些應景的表態文字。以他所處的地位，斷然拒絕是他不敢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接連不斷地高舉階級鬥爭為綱的旗幟，以及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指示，又使他真的感到資產階級思想氾濫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真的就在眼前了。他那本來不大的膽子，剛剛放開些，現在又緊縮起來了。

　　1964年5月，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同志把他介紹給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同志，要他去瞭解1963年河北省抗洪鬥爭生活，寫河北省人民的抗洪鬥爭。他和于民、《河北文學》的劉俊鵬，還有李慶番等一起到天津、靜海、衡水等重災區，還到了邯鄲、邢臺等地，在鄉下跑了一個多月。這次下鄉一方面使他親自看到許許多多抗洪救災的英雄業績；一方面也使他得以瞭解農村的貧窮落後的實際情狀。他深深感到，解放十幾年了，但人民的生活還是那麼窮，少數農戶真是過著衣不蔽體、食不充饑的日子，他心中難過極了。在下鄉中，他對自己要求是很嚴格的，和農民同吃同住。他去訪問下鄉知識青年趙耘，就住在趙耘家裡。李慶番回憶說：「夜裡，我們五個人同宿在一條土炕上。這炕不過兩米，寬只有一米多。趙耘夫婦和一個小孩睡在這條炕上，也許寬寬綽綽，我們五條漢子可不行。順著睡擠不開，只好頭沖外橫著睡，這樣又伸不開腿，只得斜著身蜷著腿。這還不算太難受，最叫人難受的是熱炕頭。他們外間屋裡的鍋灶連著炕，中午燜了一大鍋飯，晚上又做了這五個人的飯，把炕燒得燙屁股。已是5月上旬的天氣，雖不算太熱，但人們已穿上單衣。我們幾個人躺在炕上，燥得渾身熱辣辣的，簡直跟烙餅似地來回翻騰。曹禺同志有失眠病，夜裡必須服用帶來的安眠藥水才能睡著。這一夜服了兩次，特製的安眠藥水也無特效了。」儘管這樣，吃不好，睡不好，他的情緒也十分飽滿。走到那裡，別人送劇本、刊物給他看，劇團請他看戲，要求提意見，講創作經驗，「曹禺同志有求必應，從不讓人失望。」一個月的時間，搜集了不少材料，但他不知怎麼寫。他的心中是種種的錯綜交織的生活印象，是種種不得回答的問題，他理不出個頭緒來。回來之後，苦惱了他許久，又只好交了個白卷。

　　不知是誰傳出了消息，江青得知曹禺有個寫抗洪的劇本，她正想把話劇《戰洪圖》搞個京戲本子，就讓人去找曹禺。曹禺說：

　　我得知這個消息後，真是受寵若驚。我知道去了不講話是不行的，那時，江青已經開始「露崢嶸」了。我想了一個提綱，在會上講了一通。什麼水一來，農村淹了，連藏在地窖裡的地主也呆不住爬上來了。地主進行破壞啊！就是階級鬥爭為綱啊！我就憑著我還能說，應付一下。會上的人聽了也不感興趣，後來就不再理我了。真是謝天謝地！1965年，他還沒能覺察到形勢的嚴重。他還在正常地進行活動。4月18日，他參加了歡迎以龍澤修為團長的日本話劇團的活動；5月6日，陪同周恩來觀看日本話劇團的演出；5月11日，陪同朱德再次觀看日本話劇團的演出，並接見團長、顧問、編劇等人；8月13日，他參加了中日青年的聯歡，與日本青年代表團成員會面，並與日本的戲劇工作者進行了交流。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7月間，他還陪同亞非作家會議代表在武漢觀看了毛澤東暢遊長江。此時此刻，他都沒有想到災難會降臨到他的頭上，降臨到整個祖國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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