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87)_學達書庫

八七

　　他的勇氣和膽量是越來越小了。本來他就是一個謹慎小心的人，在經過這場鬥爭後，就變得更加小心謹慎了。在創作上，覺得更不敢隨便動筆了。面對1958年大躍進的形勢，他覺得更趕不上趟了。他竭盡氣力去追趕形勢，但他從內心裡感到跟不上。3月間，他出席了文化部、劇協、北京市文聯召開的北京戲劇、音樂座談會。在三天的會議上，各個團體，許多作家都提出了「躍進」的創作計劃，那些在平時連想都不敢想的創作計劃，在「解放思想，敢想敢幹」的熱浪中提出來了，大家都要爭著「放衛星」，似乎共產主義就在眼前了。曹禺是贊成躍進的，但是讓他在會上也提出那種「浪漫主義」的創作計劃，他心中確實感到為難。有的作家提出一年創作的劇目比他一生創作的劇目都要多，他心中打鼓了，惶惑不安了。在那樣一個競相發出豪言壯語的場合，他是謹慎的，他鼓足了勇氣說出他的創作計劃之後，連當時的報道中似乎都含蓄地批評了他的保守態度，說他「以十分慎重的態度，計劃今年至少寫出一兩個劇本」。相形之下，他的計劃確實「保守」了。他曾想過，搞了一個《明朗的天》，從搜集資料到寫作劇本、排練演出到最後修改出版，幾乎用去三年時間，儘管這樣，也沒有寫出一個他覺得滿意的本子；如果再公開講出豪言壯語而不能兌現，那該怎麼向讀者和觀眾交代呢？

　　他覺得那種躍進的氣勢是太緊張了，是從來沒有過的心理上的緊張，是一種說不出的不適應感。他病了，不得不住到頤和園裡休養。周圍整日價鑼鼓喧天，「捷報」頻傳，而他卻在昆明湖畔把自己封閉起來。有一天，陳毅同志專程來看望他，曹禺回憶說：

　　那時我住在頤和園中的諧趣園養病。一天，我正在走廊上散步，眼看陳毅同志迎面走來。陳毅操著他的四川口音說：「我正要找你！」上來拉著我的手。我把他請到屋裡，拿出煙來，我說我只有前門牌的煙招待你，沒有好煙，他說：「一樣一樣。」緊接著他像放連珠炮似的，也不容得別人插進去，就擺起龍門陣來了：「你得出去看一看啊！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去轉一轉嘛！」「你要寫嘛！呆在這裡咋個寫啊！你得出去！」一口氣講了一個鐘頭。「講完了，走啊！」說走就走。我一直送他到大門口，他對我說：「曹禺啊！你可記住，我是專門來看你的喲！」後來，就為這件事，北京外國語學院把我抓去，讓我交代和陳毅的黑關係。他是在困惑中度過那個大躍進的年代的。儘管陳毅前來敦促，連他那個「十分慎重」的計劃也沒完成，一個劇本也沒有寫出來，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

　　【第二十九章寒凝大地《膽劍篇》】

　　大躍進像一陣突兀而來又倏忽而去的龍捲風，很快就在大地上消遁了。報喜的鑼鼓聲停歇了，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隱沒了，人們平靜下來了。農村在實行「瓜菜代」，城市也壓縮著糧食分配定量，市場顯得那麼冷清蕭條。在寒冬臘月裡，人們咬咬牙去買五元一斤的高價糖果，希望能增添一些卡路里，抵抗嚴寒。不少人，因營養匱乏而浮腫了。在平靜的秩序中，人們忍受著，毫無怨言。

　　災難總是結伴而行的。偏偏中蘇關係這時也緊張起來，蘇聯公開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勒索抗美援朝中的軍事贈款。正當中國人民勒緊腰帶過日子的時候，他們真像窮兇惡極的惡棍，把絞索套在中國人民的脖子上。蔣介石也乘機叫嚷反攻大陸，一向友好的印度在蘇聯唆使下挑起中印邊境衝突。那是一段十分艱難的歲月。

　　正是在這樣一種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曹禺的創作意識又得到一次激勵和觸發。雖然，還是領導上給他下達的任務，但確也有他的現實的感受。由他和梅阡、於是之合作，開始了《臥薪嚐膽》的創作。

　　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裡，越是把刀架到脖子上，越能顯示民族的骨氣。曹禺的生活本來就是樸素的，他能喝點酒，但也不是嗜酒入迷，杯不離手。他從不講究吃和穿，更不是美食家。但是，每天的餐桌上，難得見到魚和肉，有時又難免是「三月不食肉味」了。他和普通市民一樣，是每月配給的半斤豬肉、三兩食油。連北京最普通的大白菜都成為稀罕物，每天三餐，就是最好的享受了。但是，聽不到人們的牢騷，也聽不到人們的怨憤，反而是把腰帶紮緊，更加憤發地工作。困難出英雄，義憤出詩人。擱筆數年的曹禺，為一種熱情激蕩著，他的創作欲望又燃燒起來了。

　　他是不輕易動筆的。在抗戰期間，曾經試過歷史劇的創作，《三人行》半途而廢，《李白和杜甫》沒有寫成。如今，他又面臨著題材的挑戰，談何容易。他先從廣泛地搜集和閱讀歷史資料入手，從《史記》等正史到《越絕書》、《吳越春秋》等野史資料，從《東周列國志》到一些古典戲曲本，凡能找到的，他都找來看了。

　　臥薪嚐膽的故事，是一段流傳了千百年、家喻戶曉的故事。把它搬上舞臺，而且寫得別開生面是很不容易的。當時，戲曲舞臺上有一股「臥薪嚐膽」熱，幾十種戲曲本子出來了。他是不會沿襲別人的，也不想走別人走過的路。這一次，他接受了《明朗的天》的教訓，不想再按圖索驥了。梅阡同志回憶說：在開始構思階段，就不是就歷史而寫歷史，曹禺就是想寫人物，寫勾踐，寫夫差，寫伯，寫范蠡，寫伍子胥……，琢磨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寫出歷史來，這恐怕可以說是「以人帶史」吧！

　　他先不急於搞提綱，他總是讓我和是之先想細節。寫作時，他和梅阡、於是之都住到北京西山腳下的一個僻靜的院落裡，沒有人打擾他們。他每天很早就起床了，帶著一個筆記本，想到一點，就寫在筆記本上。西山的空氣清新宜人，他忘記了小鳥的啼鳴，也顧不到欣賞潺潺流水、蒼松翠柏。他踽踽而行，沉凝在思索之中，不知走出多遠，有時連吃飯都忘記了。

　　他把所有的史料都熟讀了，覺得還不夠。春秋戰國時代的風俗、教化、服飾、陳設這些細節他都注意到了，每個細小的地方都思慮過了。他以為還必須做更深入地細微的把握。為此，給他的老朋友沈從文寫信請教。沈從文正在從事古代服飾研究，便給他寫來長信，詳細介紹了戰國時期吳越社會各方面的狀況。在刻畫性格上，他有他的想法。梅阡同志說：當我們集中力量琢磨人物性格時，他的構思是有特色的，就是採取性格對比的表現方法。他對我們說：「沒有對比就沒有戲劇。人物性格要對比著寫，性格的鮮明性通過對比表現出來，互相襯托。」這是他的構思的特點，也是他對歷史人物作了研究之後，琢磨出來的路子。他確實是善於應用對比的戲劇藝術表現手法的，勾踐和夫差對比，伍子胥和伯對比。伯這個人很漂亮，衣著華麗，察言觀色，巧於辭令，明君之過，不敢直諫。第一幕，夫差要殺勾踐，伯也順著說要殺。夫差改了主意要放，他也順著說要放，而且講出一套言辭來順附夫差之意。曹禺看了許多史書，看到許多佞臣的劣跡，才寫出伯這個人物伍子胥的性格同伯形成鮮明對比，「他為人精誠廉明，但又專橫殘暴；倔強忠直，卻又驕傲自負」。他敢於直諫，氣盛，話不多，總是那句話：「老臣以為不可。」不是那種巧言令色的人。對比之下，伍子胥和伯這兩個人的性格特色都寫得異常鮮明。范蠡和文仲也是對比寫的。范蠡善於外交，文仲明於內政；范蠡精明，風度翩翩，文仲樸拙，忠心耿耿，是個老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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