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86)_學達書庫

八六

　　那時，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正處於一個被奴役、被壓榨的地位上，無論走到哪裡，美麗的風景區，幽雅的小城，臨海的城市，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座座用鐵絲網攔起的美國兵營，美軍住宅和綠色的軍用倉庫。在大街上，是橫衝直撞的美國軍用吉普車，在飛機場上空整天響著噴氣機的震耳欲聾的噪聲。這種景象，使他聯想到抗戰勝利後的上海，黃浦江碼頭上停泊著長串的美國軍艦，上海灘上隨處看到飄揚著美國星條旗。此時此刻，使他百感交集，匯成一個心聲，一種感受，那就是對新生的祖國的無比熱愛和自豪！

　　但是，日本朋友卻很少提到美帝國主義這個不愉快的題目，也很少談起美軍在日本橫行霸道的事實。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多達300多個，在這些基地周圍浸透著日本人民的血淚。日本人民是憤怒的，沖繩島上農民代表的憤怒的抗議，美軍在伊江島強行占地，把日本人民喚醒了，化為民族的憤怒吼聲。

　　他深深感到，一個自由、民主、獨立、進步的新中國的可貴。他深有感慨地說：「我記得不過是七八年前，『中國』這兩個字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僅僅代表著一個落後的國土，是一個原料和商品的市場，只可以供資本家們壓榨的最大的半殖民地，如今在富士山下的蘆子湖畔面望祖國的時刻，卻從心中發出：『哦！我的祖國，我是多麼想念您！』中國已成為全世界人民所矚目的名字！」

　　在日本期間，他得以會見日本戲劇界的朋友，這是使他最快慰的了。

　　為了迎接曹禺的到來，慶應大學教授奧野信太郎，在《朝日新聞》發表了介紹曹禺的隨筆，把曹禺稱為「中國話劇界首屈一指的人」。接著久保榮著文，記敘了他和曹禺的會見。臨別之際曹禺提筆留念，寫了唐詩中的「文字因緣骨肉親」，久保榮被這詩句深深地感動了。尤令曹禺感動的是同日本著名的戲劇家秋田雨雀老人的會面。曹禺回憶說：這一次使我倍感幸運的是，我訪問了已近80歲的秋田雨雀先生。在陽光下，他的孫女扶看他出來見我，老人家還為我寫了字。至今我仍看見他滿頭的銀髮，和悅的面容，聽得見他清楚的聲音。1935年，正是秋田雨雀先生和郭沫若先生一起為我的《雷雨》日譯本寫的序。我終於能夠當面向他表達我深情的感謝了。

　　秋田雨雀對中國充滿友好的感情，他一直關心中國的話劇，在尾崎宏次編的《秋田雨雀日記》中，記錄著他親自觀看李健吾的《這不過是春天》、洪深的《五奎橋》以及《雷雨》在日本上演的情形。對日譯本《雷雨》的出版，更付出了他的心血。曹禺終於把他久久深藏在心中的尊敬和謝意，向老人做了當面的表達，這確是一件令人快慰的會見。

　　同日譯本《雷雨》的譯者影山三郎先生的會見，也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影山三郎特意到曹禺下榻的赤阪普林斯飯店看望曹禺，這使曹禺格外感動。曹禺應影山三郎的懇請，書寫了《祝福》一文，二人合影留念。至今影山三郎還精心保存著這充滿友誼的手稿。下面是從這手稿中摘錄的幾段：一位讀者，為了同新中國來的作家會面，從橫濱一直追到長崎，又返回大阪，還未能相見，最後才在東京同我相見。他興奮地對我說，……我來回跑這麼遠的路，是為了和您見面，表達祝願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長久友好下去的心情。

　　我在旅館給孩子們寫了封信。寫了《原子彈爆炸之子》中的老大爺沒有死（中國的孩子們，看了日本演員龍澤修氏飾演的老人死了，哭得很傷心），那個人還活著。……那個人非常勇敢頑強地活著，而且很喜歡中國人。

　　鳳凰在烈火中，以更加美麗的姿態得以新生。親愛的日本朋友，請接受我衷心的祝願。這次日本之行，他同日本朋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一個叫壽美子的姑娘，在訪問中每天伴著他們，從而相識了。曹禺回國仍然念念不忘這位天真純潔的姑娘，還特意寫過《致一個日本姑娘的信》。壽美子曾經向他傾述她的心聲：「我需要溫暖，但是在我四周，只有冷漠和絕望」。年輕輕的，卻是滿心的痛苦和悲哀。在信中，他給予她同情、慰安和鼓勵，歡迎她到中國來。

　　曹禺是幸運的。從批判《武訓傳》開始，在文學藝術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批判運動，都未曾碰到他的頭上。這一方面是因為領導上對他頗多愛護；另一方面，他確是真誠地奉獻著自己的辛勤勞動。他真誠地相信黨的號召，相信一切都不會錯的。他的《明朗的天》受到熱烈稱讚，而且獲得第一屆話劇會演的劇本一等獎。從1954年起，他的舊作又開始上演，先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了《雷雨》，繼之，《家》在上海公演，到1957年春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在首都都演出了，形成一個高潮。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都關心著他的創作和劇本的演出。劉少奇在懷仁堂看過《雷雨》後，連聲稱讚「深刻，深刻，很深刻」。周恩來特別關心《北京人》建國來的第一次公演。據中央廣播電視劇團的記載，周恩來同志因接待外賓來得較晚，特意請劇組把「天塌了」這場戲再重演了一遍。「總理看完後問，臺詞中『把好的送給別人，壞的留給自己』這句話，是不是新加的？導演說，原來就有。總理說，那就好。又說作者對那個時代的人，理解很深。總理還談到封建制度的罪惡，說公演這齣戲，有教育意義。」他的舊作，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陸續出版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禺劇本選》、譯作《羅密歐與朱麗葉》，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家》，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雷雨》和《日出》的單行本，並附上原版的序和跋。這一切，都使他感到心情舒暢。的確，在反右鬥爭前夕，在我國文壇上確曾有過一個短暫的自由舒暢的氣氛。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氣氛中，他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於1956年7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如果說，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甚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他還涉足不深；而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則把他直接驅向鬥爭的前沿。從1957年7月開始，他寫了一些文章對右派進行批判，而且在一些會議上發言。他是懷著對黨深信不疑的態度，凡是黨組織讓他做的，他都去做了。他也感到這場鬥爭的暴風雨來得這樣迅速，這樣猛烈，似乎也未容他有多少思考的餘地，就趕著催馬上陣了。如今提起這些事，他總是有一種負疚自責的心情，他曾對我說：我寫的一些文章是很傷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的，那時，我是不得不寫，也沒有懷疑過那麼寫是錯誤的。而歷史證明，是做錯了，真對不起那些朋友（我說：「那時候，一些人都是這樣過來的，有當時的歷史情勢」）。他很沉痛地說，這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傷害了一些同志，這不僅是朋友之間的事，而是慘痛的歷史教訓啊！不是經過十年動亂，恐怕要人們去正確對待那段歷史也是很難很難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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