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85)_學達書庫

八五

　　1956年7月24日，他和楊朔等人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乘飛機前往新德裡，出席在那裡召開的亞洲作家會議的籌備會。

　　正是由周恩來和尼赫魯所培植起來的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處於最熱烈而親密的時候，中印兩國的藝術家、詩人、舞蹈家、科學家、教授和留學生像「恒河沙數」，來往頻繁。當他們到達新德裡機場時，就投入了海洋般的歡迎人群之中，歡樂的笑聲，閃亮動人、充滿友情的眼睛，好像是遇到久別重聚的朋友。花瓣像雨點一樣撒落在他們的頭上，姑娘們為他們戴上絢麗的花環，在他們頭頂上灑著花水，額上點著珍貴的紅粉。他們走在紅土鋪的路上，「印地泰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國是兄弟）成為兩國人民共同奔流的感情。

　　在亞洲作家會議籌備會上，同亞洲各國的作家進行了親切而深入的文學和友誼的交流，團結、和平成為亞洲作家共同的呼聲，共同的奮鬥目標。

　　更令曹禺感動的，是在印度各地訪問受到熱烈歡迎的情景。無論走到哪裡，城市、小鎮、農村、工廠，都受到親切而熱烈的歡迎。無數的印度朋友把他們邀到自己家裡，同他們的妻子兒女促膝歡談。在多少次文藝晚會上，詩人們朗誦著他們譜寫的友誼的詩篇，迷人的印度音樂和舞蹈，更使人陶醉。「花瓣的手指，流星般的眼睛，傾訴著我們之間的友誼」。他們盡情領受了印度的風光；宏偉壯麗的「阿彌陀」，明淨、瑰麗、詩一般的「泰吉陵」，有些地方孔雀像雞一樣的普遍，鸚鵡像鴿子一樣飛來飛去，如同置身夢境之中。

　　兩個星期的印度之行，日程排得滿滿的，使他沉浸在友誼之中，更感受到站起來的祖國的崇高國際威望。

　　8月9日，曹禺由新德裡飛往日本東京，又開始了他的日本之行。

　　透過飛機的舷窗望去，印度洋是那麼湛藍，潔白的雲朵在藍天碧海中浮游。如果說，印度之行是他訪問一個未曾去過的古老的國家，那麼，日本之行，則把他帶入一種歷史的回憶之中。他大學時代曾經去過的國家，如今將是怎樣一種情景？而經過八年交戰的一個戰敗國，又將會遇到什麼？1933年他去日本，正是櫻花初放的季節，而回國之後，就迎來戰爭的歲月。23年過去了，他已進入壯年，此行不再是一個學生的旅遊，而是作為新中國的代表，揚眉吐氣，感慨萬千。

　　去日本，是參加在長崎舉行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在東京羽田機場，日本朋友早就迎候在那裡了，特別是日本戲劇界的朋友千田是也、瀧澤修、木下順二，山本安英等都來了，這使曹禺感到格外高興，這些都是熟悉而又未曾謀面的朋友。

　　在長崎參加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期間，使他親眼看到戰後日本人民的巨大的和平力量，那氣氛同他20多年前看到的是迥然不同了。

　　1945年8月9日，美國飛機在長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彈，查爾斯·斯威尼空軍少校駕駛著載有鈈彈「胖子」的「博克的小汽車號」B29，它的第一投擲目標是小倉。因為小倉上空烏雲密佈，才轉向長崎，就這樣，長崎成為第二個人間地獄，它給長崎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死去的人早已埋葬起來，活下來的人嘗盡了折磨和痛苦。倖免于難的人們依然受著原子彈輻射所帶來的隱藏的威脅，白血球病隨時有突發的可能。

　　成千上萬的人從各地趕到長崎來參加大會，把會堂擠得滿滿的，從擴音器裡傳來受害婦女的控訴和哭泣聲。這是對戰爭的控訴，是對苦難的哭泣。即使天氣酷熱，人們卻靜靜地坐在那裡聽著，每個人心裡都燃起一團團火。

　　一排長凳上坐著原子彈受害者們，有的帶著墨鏡，有的臉上仍留著令人難以目睹的灼傷痕跡，有的低著頭把臉捂住，有的像癱瘓似的靠在椅背上。人們看著他們在低低地抽泣，淚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了，這種情景，使曹禺從心中升騰起對戰爭狂人的憎恨，一下子同日本人民的心貼近了。日本的人民是無辜的，在戰爭中日本人民也遭到災難。

　　他聽說一個叫鈴木真枝的日本少女在大會前夕自殺了。她有母親，有一個她熱愛的男朋友，同她一樣都因為原子彈放射得了病，身體極度虛弱，而不能結合在一起。她絕望了，便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她生前說：她不相信關於原子彈的故事影片中，所描寫的那些勇敢的病人的事情。她認為那是文學家的想像，真的人生對她來說是灰色的，沒有希望的。像鈴木真枝這樣絕望而死去的人是太多了，這些事實在啃齧著曹禺的心。

　　曹禺說：「生活在日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對一個原子彈的受害者。但在日本，我也感到人的力量是無窮的。在一個邪惡殘酷的敵人面前，『人』確實可以成為美麗、勇敢、莊嚴、和平的化身，蘊藏著無限的威力，使殘暴的敵人都戰慄、恐懼。

　　「原子彈畢竟是原子彈而已，種下的仇恨是一個能變化、能生長的東西。我閉起眼就可以看見一個個流著汗的日本人的臉上，兩隻燃燒著憤恨和決心的眼睛，汗同眼淚交織在一起，仿佛在那個大會上，全世界的人都和我們坐在一起，流著汗同眼淚。

　　「那時我想，我們雖然不是日本人，但我們願意和這些受難的人們在一起，為他們的和平事業貢獻出我們的力量。」在大會期間，他同日本人民的感情連結在一起了。被戰爭割斷的人民之間的友誼就這樣地交流、匯合、凝結起來。在長崎，同一些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開會座談，一位來自廣島的文學家，對他說起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種種罪行：「這些事情只有等到美帝國主義扔下原子彈以後，我們看見自己周圍家破人亡，血肉紛飛的情景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過去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惡多麼深。我們心中對你們的歉疚是不可言喻的。」在日本各地，他都聽到日本朋友抱著歉疚的心情來檢討對華戰爭，那種深沉、友好而自疚的心聲，使他感到日本人民的覺醒。那些從中國釋放回國的日本戰犯，他們趕幾百里路來到旅館，向中國的代表表示他們的謝忱。有一個年老的戰犯，曾對他說：「我是一個重新被救活的人，我得了重病，你們找了最好的大夫給我治好了。這個，你們覺得不算什麼，但從此我才懂得我該做一個有人道心腸的人，有正義感的人，這是我在中國當戰犯的時候學來的。」這些日本戰犯回國後，生活十分困難，但他們說：「無論處在怎樣困難之下，我們決不能放棄和平的努力！」

　　曹禺這樣寫道：往者已矣，把過去這一段中日之間不愉快的歷史忘掉吧，中國人民伸出手來，向他們的鄰居和朋友表示衷心的友好。我們的道路不應該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貪婪、陰謀和戰爭，而是人民的友愛、合作與和平。記得正是日本的文部省不肯修改教科書，竟連南京大屠殺都不認帳，還搞靖國神社的參拜，祭奠日本戰犯亡靈的時候，曹禺又一次同我談起這次日本之行：釋放回國戰犯來旅館看望我們，看到他們那麼虔誠的檢討感謝，看到那種可憐的樣子，我是真誠地相信他們。但是，王芸五先生，他是一位老報人，又是日本專家，卻表現得相當嚴肅。他說，日本一定要徹底反省對華戰爭的罪行。他畢竟是歷史學家。我們相信日本人民，但是，也不可掉以輕心，總是有那麼一小撮人，還做著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日本人的經濟上去了，而我們卻搞內亂，一下子就是十年。1956年，我們和日本的經濟不相上下，現在差那麼多。我們要反省。不把經濟搞上去，是難以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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