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83)_學達書庫

八三

　　戲劇，也可以說是描寫衝突的藝術。曹禺作為一個傑出的戲劇家，善於把生活的衝突提煉為戲劇的衝突，即使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場面，他也能激揚其想像力，把它加以戲劇化，寫出有聲有色動人心弦的戲來。但是，《明朗的天》，他所面臨的生活題材，本來就充滿了尖銳的矛盾，而他卻避開它。董觀山在全劇的錯綜複雜的矛盾衝突中處於主導地位，但是，他同江道宗、淩士湘等人很少有「正面的交鋒」。作家承認，「由於他沒有把握應該怎樣處理董觀山對待江道宗的態度，所以整個劇本裡，他一直避開了讓他們兩個人直接碰面」。而在一些可以使矛盾得以展開的地方，作家也使之軟化下來，第二幕第一場，整個劇情已進入開展矛盾的階段，趙王氏的被害事件已引起激烈的反響。此時，淩士湘公然為賈克遜辯護，女兒淩木蘭在會上激烈地反對爸爸的行為，宋潔方也很為老朋友擔心。但是，淩士湘來了，宋潔方剛剛和他「接火」，便被作家調動下場了。董觀山到來，本也是展開衝突的好機會，可是又繞開矛盾，只是讓董觀山請淩士湘去參觀反細菌戰展覽會，使一個可能深化矛盾衝突的場面變成了過場戲。曹禺也意識到「避開了生活中尖銳的衝突，其結果就必然會削弱人物性格的鮮明性，降低作品的思想深度」。他為什麼這樣回避矛盾呢？他是怕把「現實生活中舊的醜惡的事實揭露得太多太露骨」，以致可能歪曲了生活。這一顧慮，是可以理解的。在那時，不只是曹禺，恐怕許多作家在創作意識的深處，都有一個無形的陰影籠罩著，那就是怕把生活寫歪曲了，其結果，也是可以想像的。有批判《武訓傳》的先例，有批判肖也牧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前車之鑒，誰願意自願地去當批判的靶子呢？一旦作家創作的自由意識被禁錮了，就很難聽到他心靈的自由歌唱，也很難自由地展現他的藝術個性。

　　馬克思主義不能代替現實主義，這本來是大家所熟知的道理；但是，當時整個的創作風氣，把對作品的政治思想的強調，抬到一個不適當的程度，必然使作家處處考慮表現出生活鬥爭的社會意義。就像曹禺在寫《明朗的天》中，「對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和情節，都要加以仔細的思考和推敲，嘗試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分析他們」，這就勢必忽略了現實主義劇作只有把生活的矛盾鬥爭概括為生動而真實的戲劇性構圖，才能更好地體現作品的思想含義。不可否認，曹禺的社會意識是增強了，創作的思想意圖是更加明確了，但是，如果不能對題材進行咀嚼消化，像他過去那樣進行「孵化」和醞釀，就急於擴大人物和事件所體現的社會觀念的深度和強度，自然會導致作品的理念化，導致人物性格的模糊。他明知筆下人物的內心世界糾集著深刻的矛盾，卻不能給予深刻的展示。他說：「在揭露這些人物的醜惡時心懷顧慮，不敢放手地讓人物生活在自己的生活裡，讓他們按照自己的發展規律去思想、行動，卻由作家來支配、指使和限制他們，使他們過著四平八穩的生活。」他當時也意識到，這樣的一個寫作路子同過去不一樣。他說，過去寫劇本時「雖然也企圖發表某些見解或者宣傳某種思想，但是對這些見解和思想常常自己也不是想得很明確，很深刻的」。

　　他舉《雷雨》中的周樸園來作例子，劇本描寫他時常懷念侍萍，甚至把她過去用過的東西都原樣不動地保存起來，不讓挪動；可是當他真正見到侍萍時，卻又非常惶恐，極力要打發她走開，不讓她再見到自己。他說，他「當時認為周樸園這個人物性格就是這樣矛盾的，至於為什麼是這樣矛盾的，他卻不大弄得清楚，也沒有想到應該找到正確的答案。也正因為這樣，就必然影響了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和明確性」。他是以自我檢討來對比《明朗的天》和過去創作的不同的，而在我們看來，他否定的正是他應該堅持的，他肯定的正是不足取的。這裡，又一次暴露了他創作思想的紊亂。的確，他寫《雷雨》時，不像寫《明朗的天》這樣具有明確的思想，但他不過只是沒有那種「明確的」概念式的東西。沒有明確的社會學的概念，並不等於沒有自己的思想傾向，只不過它是滲透在人物形象和情節場面之中罷了。像周樸園的性格矛盾，他是從現實生活中提取來的，是按照他的性格發展邏輯描寫的，他可能「不大弄得清楚」，也只是沒有從理性認識上「找到正確的答案」。由於作家忠於現實，從性格的真實出發，在刻畫周樸園這種性格矛盾中，卻揭示了他的性格的深刻性。這個事實再一次說明，現實主義創作有著它自身的藝術規律，馬克思主義能夠幫助作家觀察生活和研究生活，但卻不能代替藝術的創造。

　　不管作家在理性思維上多麼明確，並有了深刻的作品的主題，不管作家如何「企圖發表某些見解或者宣傳某種思想」，都不能脫離生動的藝術形象的塑造。主題，是作家對生活的獨特感受和詩意的發現。《明朗的天》的創作，也許作家不乏熱情，但卻缺乏對生活的詩意發現。它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說，還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結論或者是黨的政策觀念上，是從外部灌入的。像《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每部劇作都有著自己獨具慧眼的藝術發現，都透露著作家的藝術個性，都能聽到屬作家自己的主題顫音，都能看到屬作家自己的藝術形象。因此，它久演不衰，具有一種持久的藝術魅力。正如阿·尼柯爾所說：「偉大劇本的大部分力量就在於它們的詩，這裡用的是詩這個字的一般涵義，以適用于一切富有想像力的創作；而且，正是它們的這些優美的詩，才使它們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創造它們起，直到今日——作為充滿生氣的東西被保存下來。」的確，他寫的是戲劇的詩，詩的戲劇。當他的藝術個性為強大的文藝思潮——那種高揚著政治思想的唯一尺標的思潮所包圍時，他以為他過去的都錯了；他要校正自己，但卻又感到迷惑。對於一個具有才華的藝術家來說，這種校正未免太勉強了，而使之失去藝術的自信和膽識。《明朗的天》是一種勉強但卻真誠適應時代的產兒。

　　儘管這齣戲受過稱讚，也獲得獎勵，但卻不是一部具有藝術生命力的作品。對曹禺來說，其中有許多值得探討的教訓，而對於研究者來說，他的創作上的經驗教訓就更令人深思了。12月間，正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明朗的天》的高潮期間，接到繼母逝世的消息，他和方瑞立即趕往天津參加繼母的葬禮。

　　繼母曾來京治病，那時他就知道她得了癌症。眼看著繼母瘦枯的身軀，憔悴的面容，他難過極了。他想盡了各種辦法，細心地照料著她，盡了他的一片孝心。母親病重，他正在寫《明朗的天》，急著回到天津，看護母親。為了更好地照顧她，他在母親床前鋪上一張席子，睡在母親的床前，一邊看護著母親，一邊堅持寫作，雖說他早就有了思想準備，而繼母的逝世，使他無法抑制心中的悲痛，勾起他綿綿的回憶和無量的傷感。

　　儘管他從小就知道失去了生身的母親，自童年就因此而苦悶傷感；但是，繼母對他的撫愛是他永遠不能忘懷的。是繼母給他播下喜愛戲劇的種子，是繼母教他背誦詩詞，是繼母料理他的生活，還給他以生活的勇氣。曹禺回憶說：繼母曾給我許多鼓勵，我膽小，繼母曾對我說：「添甲，你出去，你放心出去，該做就做，你父親沒有做過缺德的事。我們的積蓄都是你父親的薪水，蓋的房子也是用的積蓄的錢。他沒有殺過人、騙過人，你放心做事吧！」她常對我說：「你膽子要大一點，心腸要寬一點。」我這個繼母很不錯，我是非常懷念她的。一幕又一幕的童年生活的片斷又浮現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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