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81)_學達書庫

八一

　　如果再聯繫到因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而展開的文藝整風，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在作著自我批判，而曹禺作為一個來自國統區的作家，使之更感到他的創作思想是有問題的。那麼，他對舊作的修改也是無足為奇的了。他要前進，但卻為前進付出了一次失敗的代價，而在今後的創作道路上，將還要付出多少代價呢？

　　1950年初，鄭秀從福州調到北京來了，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儘管曹禺和鄭秀仍然是合法的夫妻，而實際上是名存實亡了。

　　抗戰勝利後，曹禺赴美講學，鄭秀從重慶又回到南京。曹禺在美國講學期間，就曾給鄭秀寫信提出離婚，鄭秀未能同意。從美國回來，曹禺在上海，每隔一段時間便去南京看望孩子，仍然盡著他在家庭中的義務。在南京，他又一次提出離婚，依然沒有結果，就這樣拖延下來。他們的關係是很難維持下去了，當鄭秀回到北京，曹禺再次提出離婚。經過雙方組織的調查，經過法院的審理，終於在1950年底履行了離婚的手續。可以說：他們都從痛苦中解脫出來了。

　　不久，曹禺和方瑞結婚，這也是他們長期結下的深厚感情的一個必然結果。

　　【第二十七章試寫新生活】

　　北京的春天是短暫的，但卻是迷人的。

　　垂柳枝條在溫煦的春風中顯得格外柔軟，鵝黃的嫩葉著實惹人喜愛，丁香花，一團團，開得熱烈而喧囂，把春天點綴得更加嬌媚。曹禺的心情，就像這春天一樣的美好！

　　他依然是那樣忙碌，有迎接不完的令人興奮的工作。

　　他同焦菊隱、歐陽山尊、趙起揚一起，討論了在首都建立一個專演話劇的國家劇院，這是他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眼看，這座劇院就要誕生了，怎能不讓他感到欣慰。

　　4月初，他又同丁玲等一起去莫斯科，參加果戈理逝世100周年紀念活動。在莫斯科，他不但參加了紀念大會和果戈理銅像揭幕典禮，而且欣賞了許多戲劇的演出：普希金的歌劇《鏟形皇后》，高爾基的話劇《佈雷喬夫》，維希涅夫斯基的話劇《列寧在一九一九》，莎士比亞的《無事煩惱》，歇爾頓的《造謠學校》，莫裡哀的《偽君子》，博馬舍的《費加羅的婚姻》等。特別是看了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的契訶夫的《三姊妹》，他感到演出仿佛把契訶夫的靈魂都召回來了，他沉浸在偉大藝術享受的喜悅之中。此外，還訪問了梯比裡斯外的薩姆哥爾川地，斯大林格勒，蘇米湖附近的集體農莊。

　　回國不久，1951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誕生了，他親自擔任院長。

　　這一年，最使他興奮而又焦灼的，是他開始了新的劇作的創作準備。年初，周恩來總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長談，詢問了他的生活和創作情況。生活是愉快的，可以說安排得很好；而創作，回答起來就一言難盡了。如果從1947年寫《豔陽天》算起，已有5年沒有寫出新作了。周恩來希望他重新拿起筆來。當然，他不是不想寫作，他內心也時常蒸騰著創作的激情，他到過工廠，到過農村，曾搜集了不少資料，但不能開筆，這是因為他對工農的生活還不熟悉，加上他在創作上歷來要求自己甚嚴，他不願意倉促成篇。另外，他還拿不准究竟該怎樣起步，修改《雷雨》和《日出》之後，已經聽到否定性的反應，究竟該寫什麼，怎麼寫，對他來說似乎都成了問題。他覺得對知識分子還比較熟悉，想寫知識分子的改造，但還不能定下來。他向周恩來同志談了這個想法。周恩來同志認為這個主題很重要，很值得寫，同時認為曹禺對知識分子比較熟悉，寫起來駕輕就熟，支持他大膽地去寫。在談話中，周恩來同志還對曹禺談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中國知識分子的發展道路。這次談話使他增強了信心，下定了寫的決心。

　　很快，北京市委為他作出安排，讓他隨著北京市委工作組參加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師思想改造運動的工作，並且確定以協和醫學院作為他深入生活的點。大約有三個月的時間，他蹲在這個學院裡，同教授、專家交上了朋友。院領導的會議，民主生活會，門診，住院部，手術室，凡是他覺得該調查瞭解的人和事，都作了認真而詳細的調查，各種記錄就記了20多本，積累了大量的創作素材。

　　協和醫學院是美國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資創辦的，它完全按照美國醫學院的組織機構和教學秩序來辦學，長期掌握在美國人的手中。它擁有最現代的醫療設備，也集中了一批高級的醫學專家，但是，這個醫學院猶如一個國中之「國」，一切都是美國的制度。在這種條件下，教授專家無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資本主義文明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教師們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個別教師思想反動，一些專家教師不問政治，當時，抗美援朝運動正在展開，就越發顯得這個高等學府受美國影響之深了。

　　曹禺在這裡搜集了大量素材，但如何寫卻始終困擾著他，使他遲遲不能動筆，直到1954年4月初才開始寫作，到7月中旬寫完，前後共三個半月。寫作方式，是他口授，秘書吳世良記錄。據吳世良說，每天上午9時到夜晚11時，幾乎不間斷地進行寫作，有時，連星期天也不休息。在口述時，曹禺往往很激動，完全沉浸在劇中人物的情感之中。他一面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一面排演，每寫完一幕就送給醫學院的領導和教授專家看，徵求他們的意見。

　　對曹禺來說，這次創作是十分艱苦的。苦就苦在創作方法同過去不同了，創作思想上也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變動。過去寫劇本，在構思階段，首先湧現出來的常常是一個人物，一個場面，一段情節，逐漸地形成整個劇本的結構，既沒有事先預定的主題，甚至連人物的發展也是在寫的過程中逐漸完成的，有時，連人物為什麼用這樣的臺詞，用這樣的動作，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也沒想到該怎樣去解釋。可是，寫《明朗的天》就不同了。寫作之前，他就有了一個十分明確的創作意圖，一位記者是這樣記述曹禺的創作情況的：寫作《明朗的天》的情況，可就不同了，寫作之前，曹禺同志從對生活的感受中，就明確了自己寫作的思想意圖，明確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必須在党的教育下進行思想改造。在這樣一個總的意圖下，對他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和情節都加以仔細地思考和推敲，嘗試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分析它們，以達到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讀者的目的。這樣一個寫作過程，曹禺同志謙虛地說，在他還是比較生疏的，因此在創作中，他曾碰到不少新的問題，也走過一些彎路，但由於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幫助，他終於在去年完成了這個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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