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80)_學達書庫

八〇

　　1951年，開明書店邀他編輯他的劇作選集，借此機會，他對《雷雨》、《日出》和《北京人》作了修改，其中改動最多的是《雷雨》和《日出》。而這次修改，使他的創作思想的危機來了一次集中的表露。他在《曹禺選集·序言》中，是這樣為他修改舊作進行說明的：「以後再讀它們，就時時覺得其中有些地方未盡合理。現在想想，倒也覺得動手的時候確實要提出一些問題，說明一些道理。但我終於是憑一些激動的情緒去寫，我沒有在寫作的時候追根問底，把造成這些罪惡的基本根源說清楚。譬如《日出》這本戲，應該是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社會的控訴，可是當時卻將帝國主義這個罪大惡極的元兇放過，看起來倒好像是當時憂時之士所贊許的洋洋灑灑一篇都市罪惡論。又如我很著力寫了一些反動統治者所豢養的爪牙，他們如何荒淫殘暴，卻未曾寫出當時嚴肅的革命工作者。他們是向敵人作生死鬥爭的正面力量。以我今日所達到的理解，來衡量過去的勞作，對這些地方就覺得不夠妥當。」他就是按照這樣的想法進行修改的。

　　先看看《雷雨》的修改。他為了增強人物的鮮明的階級特徵，克服所謂宿命論的思想，使一些人物都說出符合其階級性的話，做出符合其階級性的動作。侍萍再度同周樸園見面，便讓侍萍大罵周樸園是「殺人不償命的強盜」。而周萍的壞是周樸園教育的結果：「有你這樣的父親就教出這樣的孩子。」這樣，侍萍就不再是原先那種忍辱負重、含辛茹苦、呼天搶地的宿命者，而是一個敢於直面反抗的具有鬥爭性格的婦女形象。把魯大海也改寫為一個具備「應有的工人階級的品質」，「有團結有組織的」罷工領導者，使他當場揭露周樸園背後有帝國主義的支持，戳穿周樸園同官府暗中勾結的陰謀。為了把周樸園寫得更加反動，還憑空添上了一個人物，省政府的參議喬松生。所謂周樸園同官府勾結，指的就是這個喬松生。至於周萍，就全然把他寫成一個玩弄女性的紈袴子弟，他先是同蘩漪私通，繼而又玩弄四鳳，後來又要和蘩漪私奔。《雷雨》的結尾也做了大修改。周萍沒有自殺，按照周萍的階級本性，他不可能再自殺了。周沖也沒有觸電死亡，四鳳也沒有尋短見。從這些看來，《雷雨》也就不再是一部悲劇，經過這樣的「大手術」，《雷雨》的面目是大變樣了。

　　再看看《日出》的修改。曹禺的主觀意圖，是要把造成罪惡的根源寫出來，突出「向敵人做生死鬥爭的正面力量」。這樣，他就環繞著小東西的命運，又增添了一條情節線，增設了幾個人物。一是小東西的父親，是仁豐紗廠的工人，而金八是仁豐紗廠的總經理，金八的後臺是日本帝國主義，小東西的父親是被金八殺害的烈士，為此，紗廠工人展開罷工鬥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金八把小東西送到寶和下處，方達生已成為一個從事革命鬥爭的地下工作者，到處尋訪小東西的下落。方達生同仁豐紗廠的工人一起，把小東西從虎口救了出來。劇本又增添了田振洪和郭玉山兩個工人的形象。

　　一個作家修改自己的舊作，本來是正常的，也是常見的。問題是看怎樣修改。但曹禺的修改卻是失敗的。他在《曹禺選集·後記》中說：「這次重印，我就借機會在劇本上作了一些改動，但是改得很費事，所用的精神僅次於另寫一個劇本。」他還說：「要依原來的模樣加以增刪，使之合情合理，這都有些棘手。小時學寫字，寫不好，就喜歡在原來歪歪倒倒的筆劃上，誠心誠意的再描幾筆，老師說：『描不得，越描越糟。』他的用意大約在勸人存真，應該一筆寫好，才見功夫。」似乎，他也感到「越描越糟」的不妙。但是，他又說：「我想寫字的道理或者和寫戲的道理不同；寫字難看總可以使人認識，劇本沒有寫對而又給人扮演在臺上，便為害不淺。所以我總覺得，既然當初不能一筆寫好，為何不能趁重印之便再描一遍呢。」「『描』的結果，可能又露出了一些補綴的痕跡，但比原來接近真實。」但是，他這個願望顯然是落空了。

　　一個作品，特別是一部優秀作品，它本來是作家在他寫作的特定年代，以他當時的思想和藝術感受，對現實進行觀察思索和藝術提煉的產兒。《雷雨》、《日出》之所以成為傑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以其自由意識寫出他的獨特的精神特徵。既寫出了他所生活的時代，也寫出了他的心靈。二者如水乳交融。周恩來曾說：《雷雨》等作品之所以能「站得住」，就是因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個時代」，也「合乎那個時代進步作家的認識水平的。那時還有左翼作家更革命的作品，但帶有宣傳味道，成為藝術品的很少。我在重慶時對曹禺說過，我欣賞你的，就是你的劇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現在的修改，無疑是又憑空用猛然獲得的一些未曾消化過的思想，生硬地加進舊作之中，這就破壞了原作的整體的藝術構思，破壞了原有的思想和藝術的和諧統一，猶如在一座原是結構完整的建築中，又增加上不協調的贅物，未免有些煞風景，使原有的格局、氛圍、節奏、神韻都失去了平衡。

　　他以為這樣修改「比原來接近真實」，而實際上卻不「真實」，破壞了原來「真實」的思想感受，也破壞了原來的「真實」的心靈流露。「真實」，總是同作家的思想感情凝結在一起的，而心靈的真實，卻是現實主義的精髓。

　　這次修改，多少帶有某種悲劇的意味。美好的真誠願望，嚴肅而認真的修改，而結果卻失去原作的本真。他對共產黨滿懷熱情，無限信賴，但是，要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也遠非單靠信賴所能解決的，因為它是科學。

　　他對《雷雨》和《日出》的修改，大體上是按照周揚在三十年代寫的一篇文章修改的。

　　周揚的《論<雷雨>和<日出>》，發表於1937年《光明》第2卷第8期上。它有一個副標題：「並對黃芝岡先生的批評的批評」。那時，在《雷雨》和《日出》評論中，它是難得的一篇具有高水平的文章，作者對黃芝岡的評論覺得「實在太不公允」，而他卻對這兩部劇作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但是也提出批評意見，如對《雷雨》，他說：「正由於這個現實主義的不徹底、不充分，所以他的宿命論的傾向沒有能夠被擊碎，如果說反封建是這個劇本的主題，那麼宿命論就成了它的Sub-Text（潛在主題），對於一般觀眾的和命定思想有些血緣的樸素的頭腦有極害的影響，這就大大地降低了《雷雨》這個劇本的思想的意義。」他還認為，魯大海這個形象寫得是「完全失敗了」，把他寫成「一個非真實的、僵冷的形象」。同時，認為「他和周樸園的矛盾應當在社會層的衝突上去發展，而不應當像作者所做的那樣，把興味完全集中在奇妙的親子的關係上。這裡應當是兩種社會勢力的相搏，而不是血統上的糾纏」。

　　關於《日出》，周揚認為「歷史舞臺上互相衝突的兩種主要的力量在《日出》裡面都沒有登場」，而「對於隱在幕後的這兩種社會勢力，作者的理解和表現它們的能力，還沒有到使人相信的程度。金八留在我們腦子裡的只是一個淡淡的影子，我們看不出他的作為操縱市場的金融資本家的特色，而且他的後面似乎還缺少一件東西——帝國主義。」

　　現在看來，曹禺對《雷雨》、《日出》的修改，大體上是參照周揚的批評意見而進行的。其實，周揚的評價是全面的，而他所提出的批評也只是他個人的一種學術見解罷了，而曹禺卻把它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權威而真誠地但卻又多少帶有盲目性地全盤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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