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79)_學達書庫

七九

　　文代會剛剛開過，他於9月21日，作為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的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加到迎接新中國成立的政治活動之中。大會於9月30日結束，他又被委派負責政協的對外文化工作，直到迎來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大典。這使他沉浸在幸福和歡樂之中。他曾對趙浩生談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心情：那真是高興。知道國家站起來了，過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慣了。過去，你看，就5月一個月裡，就有多少國恥紀念日？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難過。我還趕上二十一條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從1949年以後心裡好過了。他的心情是振奮的，由一個受著壓抑的時代跨進了一個新生的時代，真好像從一個舊的世界走入一個新的世界。天天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時時都碰到新鮮的事物。他受到黨和人民如此地厚愛和信賴，使他由內心產生一種獻身給新中國偉大事業的熱情和信念。

　　他的心是真誠的。他信任黨，他願意響應黨的號召，接受領導上交給他的一切工作。他也很想把自己改造一番，去擁抱新的生活。在全國解放初期，除了忙於對外文化聯絡工作之外，他努力爭取各種機會到工農兵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他去過工廠，去過農村。

　　1950年初，他同中央戲劇學院的同志們一起到北京一家私營工廠中去，和工人交朋友，同他們建立友誼。他還到過安徽省的農村，參加當地土地改革運動，也曾出現在治淮的工地上。在農村同農民同吃同住，使他進一步瞭解到中國農民的苦難生活以及分到土地的歡悅心情，看到農民為了「一定把淮河治好」那種驚天動地奮不顧身的勞動場面和勞動熱情。如果說，寫《原野》時，他主要還是根據他聽到的故事，如今是直接體驗到勞動人民的勤勞樸實的品德。他說：「在那短促的時間裡，我曾有錯誤的認識，靠了群眾的幫助，得到了及時的修正。」當然，他也很想搜集些創作素材進行創作，但是，他卻不能深切地把握它：顯然，他要創作反映新的生活的劇作，描寫工農兵的形象，還需要長時間的摸索和積累，是不可一蹴而就的。面對著沸騰的生活，怎樣著手新的創作，成為他的一個尖銳的課題。新的文藝方向，新的文學觀念，他的文藝創作，該從哪兒起步呢？他在思考，他在探尋。

　　曹禺是從國統區來的作家中，最早的一個反省自我的作家，沒有任何外界壓力，也沒有任何外力的敦促，是他主動地對舊作進行自我批判。他以極大的勇敢和熱情，要把自己煮一遍，把「自己的作品在工農兵方向的X光線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創作思想的膿瘡」。1950年10月，在《文藝報》第3期上發表了《我對今後創作的初步認識》，在這篇真誠的自我剖析文字中，他把過去的劇作基本否定了。

　　他這樣反躬自問：「我的作品對群眾有好影響嗎？真能引起若干進步的作用麼？」他的回答是：「這是不儘然的。《雷雨》據說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實講，我對反封建的意義實在不甚瞭解。我的個人好惡，主觀的臆斷對現實下注解，做解釋的工作，這充分顯示作者的無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眾負責是如何重要。」在他看來，他的作品不但沒起到進步作用，反而給讀者和觀眾帶來不良的影響。他說：「沒有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不明了祖國的革命動力，不分析社會的階級性質，而冒然以所謂『正義感』當做自己的思想支柱，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謬的。一個作家的錯誤看法，為害之甚並不限於自己，而是擴大漫延到看過這個戲的千百次演出的觀眾。最痛心的就在此。」他確實痛心疾首地悔恨舊作了。

　　他不但否定了「正義感」，而且否定了他曾懷著深惡痛絕的心情對罪惡舊社會的暴露。「我時常自足於『大致不差』的道理，譬如在反動統治下，社會是黑暗的，我要狠狠地暴露它；人是不該剝削人的，我就惡惡地咒駡一頓。其實，這些『大致不差』的道理，在實際寫作中時常被我歪曲，有時還引出很差的道理。我用一切『大致不差』的道理蒙蔽了自己，今日看來，客觀效果上也蒙蔽了讀者和觀眾。」在他的檢查中，這種自疚自責，沉痛地向人民大眾負荊請罪的心情，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他認為《雷雨》也歪曲了真實，「我把一些離奇的親子關係糾纏一道，串上我從書本上得來的命運觀念，於是悲天憫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實，使一個可能有些社會意義的戲變了質，成為一個有落後傾向的劇本。這裡沒有階級觀點，看不見當時新興的革命力量；一個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劇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觀點，它模糊了周朴園所代表的階級的必然毀滅。」這樣，就把《雷雨》說得一無是處了。

　　而在他看來，《日出》並不比《雷雨》更好些：「我粗枝大葉地畫出大魚吃小魚的現象，羅列若干殘酷的事實，來說明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是該推翻的。……但造成這些現象的基本原因，我沒有挖。我忽略我們民族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它的幫兇官僚資本主義，更沒有寫出長期和它們對抗的人民鬥爭。看了《日出》，人們得不到明確的答案，模糊的覺得半殖民地社會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原來就是如此。我既沒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敵人，向他們射擊，那麼，只有任他們依舊猖狂橫肆。然而這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真實是不相符合的。」這種自我批判是越走越遠了。

　　最後，他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解剖自己了。「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階級』這兩個字的含義直到最近才稍稍明瞭。原來『是非之心』、『正義感』種種觀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異」。他說魯大海就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資產階級，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階級圈子，我寫工人像我自己」。他甚至說，他把魯大海寫得「可怕的失敗，僵硬，不真實」，是「賣過一次狗皮膏藥」。他嚴厲地責駡自己。他真誠地感到，「只有通過創作思想上的檢查才能開始進步」，「若以小資產階級的情感寫工農兵，其結果必定不倫不類，你便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作家」。顯然，他決心來一次脫胎換骨的改造，使自己轉到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上來。

　　曹禺的確是真誠的。真誠的檢查，真誠的懺悔，真誠的批判。在那樣一個大轉變的時代，在那令人歡欣鼓舞的歷史時刻，加上他那種熱情的習性，他如此痛心疾首檢查自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主觀上的真誠願望，並不能代替切實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的具體的分析；他未免操之過急，就以政治的估量代替了藝術的批評，以簡單化了的階級分析代替了現實主義的要求。

　　在他的檢查中透露著一種贖罪的心情。嚴肅的自責，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贖罪的心態，卻很容易失去對自我價值的正常估計，失去最可寶貴的藝術自信心。從外表看來，檢查得極為痛心而徹底，而內心深處可能是一種迷茫和惶惑，隱約透露著深刻而內在的文藝思想的危機。這些，都是他當時不可能意識到的。因為，在同舊的一切大決裂的日子裡，在轟轟烈烈對運動中掩蓋了這意識深層的矛盾。

　　曹禺既是這樣真誠地檢查著，也是這樣真誠地實踐著自己的諾言。他終於動筆修改舊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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