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75)_學達書庫

七五

　　這篇署名「學生曹禺，後生老舍」的賀詞，在慶祝會朗誦起來，得到與會校友們的熱烈鼓掌。因為它代表了南開人的心聲和祝願。這首賀詞，也是曹禺和老舍美國之行的一個紀念，紀念著他們之間的友誼，紀念著那難忘的異國的日日月月。

　　他們特意去美國電影中心好萊塢參觀，看了攝影棚，看演員們排戲，也看了不少電影。但是，一旦深入到這個聞名世界的電影城，他們也感到一種失望。好萊塢有許多優秀的編劇，這些人不乏是非之心，不乏正義的立場，也渴望用電影來說出他們的心裡話，而好萊塢老闆的生意經，是不准他們把自己的聲音發出來的。曹禺深深感到，儘管美國政府在那裡標榜自由和民主，但是，報紙、電影、廣播、戲劇都操縱在資本家的手中，怎麼能自由地發表意見？實際上，正義的聲音是被禁錮著，自由的空氣是被窒息著的。

　　在美國，他們結識了不少藝術界的朋友，如當代著名作家柏吐爾德鮑爾克特、馬克斯威爾安德生、麗琳海爾曼，還有《劇場藝術》月刊的主編羅斯基德吉爾德等。也結識了不少演員，如海倫海斯、卡塞珍考耐爾、雷蒙瑪賽、蓓蒂黛維絲、考爾門、約翰迦菲等。這些美國朋友為他們舉行私人酒會，歡迎太平洋彼岸的戲劇使者，他的《日出》也被美國戲劇界的朋友排練公演了。

　　在美國期間，他和老舍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曹禺回憶說：

　　開始，我們手頭比較寬裕，住十五美元一間的房子，那是讓人家捉了大頭的。後來，我們的錢不夠用了，就住一元錢一間的房子，有時乾脆躲起來不見客人了。一到禮拜六，我們買回一瓶酒，兩杯下肚，兩人就唱起京劇來。老舍先生擅長京劇的鬚生和老旦，一唱起來，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國了。平時外出都講英語，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間裡，說起祖國的話。暢談，交飲，真是盡興盡致，談得高興的時候，便常常痛駡美國社會生活中那些虛偽和殘酷的現狀。他很佩服老舍先生。那時，日程安排得很緊張，但老舍把時間抓得很緊，一有空閒，就伏桌寫作，趕寫《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

　　他們思念祖國，常常去百老匯一個小胡同裡，那裡有一家天津人開的餃子鋪。老闆一個人又是廚師又是跑堂。只須兩角錢，就吃上一頓美味的家鄉餃子，就好像回到祖國一樣。他們就這樣形影不離的，在一起生活了11個月。但是，曹禺要回國了，他覺得在這裡已經沒有他可做的事，而老舍還要留下來，堅持寫完他的《四世同堂》。他捨不得離開老舍，但又無論如何也住不下去了。

　　當他們即將分手的那天，老舍親自把曹禺送上車，朝著那遠行的車子頻頻招手，祝他一路平安！

　　別了，老舍！別了！美國。他也許還要訪問這個國家，但是，一定是他認為是一個最恰當的時候。

　　【第二十五章盼望豔陽天】

　　也正是春寒的季節，曹禺從美國悄悄地回來了，他不願驚動朋友，也不願抛頭露面。長途跋涉，把他累病了，一回國便住進醫院裡。這時，已是1947年的1月。

　　2月初，一出院便搬到老朋友黃佐臨家裡，佐臨和丹尼像迎接家人一樣，把他從醫院接回來。

　　他的學生梅朵是這樣描寫歸國的曹禺的：曹禺先生去美國的時候，脫下了他的長袍，換上了西裝，領帶打得很整齊，皮鞋上面拭掉了慣常有的泥汙，曹禺先生突然好像換了一個人，因為他從來不修邊幅。

　　先生那時的心境很好。不但他希望一次愉快的旅行，而且那時的政局也未令人絕望，大家都還覺得幸福的日子離得並不遠。他看見歡送會上年輕人熱情的眼睛，他的心裡也被這熱情燃燒成一團火。說實在的，誰能與先生比較，像他那樣的用自己的激情去生活，快樂時可以瘋狂，痛苦時立即流淚。

　　帶著希望去的，馱著陽光去的，然而這一年來，祖國的天空是一重重的陰霾濃雲卷了過來。在美國，他要說的話，他要呼喊的聲音，卻不免因此低沉暗澀，當那一位曾經與他合作演出《原野》的偉大志士倒下去的時候，那比什麼消息都更沉重啊！心上的暗影再也抹不掉了！先生不愛說他的感想，但我知道他是一個激情的人，當時，他會痛心疾首地掉淚的。

　　希望淡了，陽光遮沒了。在這樣的心境裡，他估劃著在美國做的事有的只能擱下了！到最後，他的心更迫不能待的要回來了。但是，是悄悄回來的，而且又悄悄的換上了他的長袍。不必和去時比較，今天的生活，每一個人都得更堅決地去對待。他悄悄地回來了。

　　他去美國時曾經有兩個想法：一是把我們近代的劇場運動介紹給美國戲劇界，一是希望能夠在美國得到一筆捐款，用來為我們沒有經濟基礎的劇場打打氣。但是，從國內卻接連傳來內戰的消息，特別是李公僕、聞一多先後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使他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他那些念頭全部打消了，再也沒有心思顧及捐款的事。儘管在美國生活得不錯，但他還是日夜思念著戰亂的祖國，他總覺得祖國有他可做的事情，他再也住不下去了。

　　回來後，一切的一切都比他預想的還要嚴重。僅僅只有一年，整個的空氣全變了。全面的內戰，全國到處都又彌漫著戰火的硝煙，一絲和平的影子也見不到了。物價飛漲，災民遍地，特務橫行，民不聊生。這血腥的現實，使他對國民黨的反動面目看得更清楚些了。

　　總得要養家糊口，他先是應熊佛西先生的邀請，在上海實驗戲劇學校任教授，不久，又由黃佐臨介紹，在上海文華影業公司擔任編導。

　　回國之後，他和黨更加接近了。他的學生劉厚生、方琯德、任德耀都在上海，他們關心著他們所敬愛的老師，這一方面是師生的情誼，同時，也是接受了黨組織交給他們的任務。他們請曹禺參加一個讀書小組，他欣然答應了，每隔一兩個禮拜，他們就到離市區較遠的上海育才中學聚會一次。他們共同學習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也讀些其它的革命書刊。師生在一起熱烈地討論著，當然，不單是書刊的內容，還有對當前形勢的分析，這些討論，使曹禺對形勢的發展充滿著信心。他覺得同這些年輕的學生在一起，不但給他帶來愉快，更給他鼓舞和力量。

　　一個偶然的機會，曹禺還有過一次「解放區之行」，他竟然從上海到了解放區。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救濟總署的署長蔣廷黼，原是清華大學文學院的院長，他要找些作家為救濟總署作宣傳，就通過《新民報》的記者韓鳴去找張駿祥、茅盾和曹禺，請他們去視察河南省的花園口，說是有一架飛機要去黃泛區。茅盾因為有別的事情沒去，曹禺、張駿祥和韓鳴就以記者的名義去採訪。蔣廷黼請他們去，是想借這些文人來吹吹他們的救濟總署，但曹禺和張駿祥卻事先商量好，打定主意不講話，不過是借機到外邊看看，也許能搜集到一些創作的材料。飛機自然是美國的，飛行員也是美國人。而曹禺和張駿祥都裝作不懂英語，免得同美國人打交道。

　　抗戰期間，國民黨把花園口炸了，黃河決堤，使得黃河改道，不但造成千百萬農民流離失所，同時，更造成了一個荒無人煙的黃泛區。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又想恢復黃河故道，而故道的所在地已是解放區了。那時，他們還想搜集黃泛區人民生活的材料，準備寫劇本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