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76)_學達書庫

七六

　　飛機由上海出發，在黃泛區上空巡視，但是，一個美國人上了飛機就支持不住了，暈飛機，結果什麼也沒有看到。這自然十分掃興。那時，救濟總署和美國人也有矛盾，救濟總署扣住救濟物資不給解放區，但有的美國人偏要例行公事，責備救濟總署不給解放區糧食，而國民黨卻不願公開給，就把糧食偷偷地放到一個地方，讓解放區去拿，拿走還要打個收條，他們好報帳。一次，他們到了尉氏縣，聽說一位解放區的縣長剛剛離去，曹禺和張駿祥商量好，非要採訪這個縣長不可。他曾結識過不少共產黨人，但是，解放區的縣長又是怎樣的呢？他很想親自一睹這位縣長的丰采。機會來了，他們目睹了這位縣長同美國人的爭論。美國人譴責解放區拿了救濟總署的糧食，氣勢洶洶。這位年輕的縣長，在洋鬼子面前毫無奴顏婢膝，堂堂正正地駁斥了美國人的誣衊，並且尖銳指出，美國人幫著國民黨打內戰，為蔣介石撐腰，駁得這個美國人啞口無言。這位縣長給曹禺以深刻的印象，曹禺回憶說：我記得是在一個廟裡，這個縣長很年輕，農民打扮，有一杆槍，還有一個警衛員。他把一個叫馬驥的救濟總署的人駁得一塌糊塗，把那個美國人也說得無言可答。他很瞭解美國的情況，在美國人面前，他同國民黨的官截然不同，他講出了中國人的心裡話，講得有理有據，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產黨的「縣太爺」，一點兒官氣也沒有。可是對國民黨，對美國人，他好凶啊！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小學教員。

　　在上海，曹禺還遇到一件蹊蹺的事。

　　一天，在中央社上海分社工作的羅明來找他，羅明也是他的學生，把一封信交給曹禺，這是一個女工寫的信，告發曹禺的，說曹禺同這位女工同居後又把她拋棄了。這把曹禺搞得摸不著頭腦，氣得他直打哆嗦。不容曹禺分辯解釋，羅藝趕快安慰說：「萬先生，您別急，您偶爾幹了這樣的事也沒啥了不起！」好像曹禺真的做了這樣傷天害理的事。這一來，曹禺更生氣了，他說：「這是造謠，這是誣衊，我怎能做出這樣的事！」羅藝這才醒悟過來，他誤會了萬先生，趕緊賠不是，罵起自己來。曹禺說，「這件事非搞清楚不可！」上海這個地方歷來是謠言製造廠，什麼誣衊和欺騙的把戲都會搞得出來的。

　　他先是讓他的學生李恩傑去查訪這個女工的下落，他叮囑李恩傑，無何如何要把這個女工找到，他不僅關係到他的名譽，而且事實上已有人給這個女工帶來侮辱和損害，他當然得妥善地處理這件事，也很想把那個冒著他的名義幹壞事的人查出來。這個女工很快就找到了，約好到南京路上的新雅酒家會面。曹禺由李恩傑和張家浩陪著，早就恭候在那裡。這位女工來了，他們請她坐下來敘談。坐了許久，這位女工感到奇怪，就問：「你們不是說曹禺也要來嗎？怎麼還沒有來呢？」曹禺自我介紹說：「我就是曹禺。」女工更覺得奇怪了，她氣憤地說：「你們把我騙來同曹禺見面，可他沒來，你們也是壞人，你們騙我。」曹禺以溫和同情的口吻說：「你的確受騙了，你碰到的那個『曹禺』才是真正的壞人，他是冒充我的名義來騙你的。我向你保證，我們都是好人，我們一定幫你找到那個壞人。」這位女工從曹禺誠懇而和藹的態度中，才知道自己受了壞人的騙。據說，這位女工因為這件事連工作都丟掉了。壞人是查也查不出來的，在那樣一個冒險家的樂園裡，在那樣的腐敗動亂的年代，這樣的事太多了。這件事，使曹禺對那個社會更加憎惡了。

　　但是，更激起憎恨和憤慨的，是國民黨那些接受大員，以接收之名大發橫財。一些漢奸搖身一變而又成為接收要員，這些人投靠國民黨之後，更加兇狠地欺壓百姓。抗戰八年，度過了多少艱難的歲月，人民盼著抗戰勝利，盼著光明。勝利了，人民卻更加失望了。這些，是激起他寫作電影《豔陽天》的動因。

　　《豔陽天》寫了一個明辨是非，敢於為被壓迫者打抱不平的律師陰兆時。陰兆時的朋友、孤兒院院長魏卓平，他的孤兒院因為靠近碼頭，又很偏僻，被曾經當過漢奸的巨商金煥吾看中，便強迫購買，做了他的秘密倉庫。陰兆時明知金煥吾有錢有勢，但他無視強暴，挺身而出，要為他的朋友抱打不平。可是，魏卓平已被迫在契約上簽字，已無法挽回。不久，金煥吾因囤積居奇為人揭發，他的秘密倉庫被查封了。金煥吾懷疑是陰兆時暗中使壞，就在陰兆時40壽辰的那天，指使他的走狗楊大帶著打手，毆打了陰兆時並搗毀了他的家。陰兆時忍無可忍，起而抗爭，經過多方調查，終於查明金煥吾原來是大漢奸，檢舉了金煥吾，使這個漢奸判了刑，歸還了孤兒院的舊址。

　　《豔陽天》由曹禺親自導演、著名電影演員石揮（飾陰兆時）、李健吾（飾金煥吾）、崔超明（飾楊大）、石羽（飾魏卓平）、李麗華等參加了演出。此片上映時已是1948年春天了。

　　這部電影的主題，從總的方面來說是積極的。他滿臉激憤地揭露了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世界，依然是漢奸橫行，流氓打手為非作歹的世界，而生活在底層的人民依然過著被壓迫被蹂躪的生活，這是一個好人沒有活路的世界。他呼喊著「起來爭個是非」，同反動勢力「爭個你死我活」。他還表現了人們渴望「大地灑滿了陽光」，渴望著「豔陽天」。曹禺當時就這個電影發表談話時說：「中國人有一副對聯，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橫額：『莫管閒事』。這，我認為不對。我們必須明辨是非，必須懇切做事，不怕麻煩，不怕招冤。」他主張明辨是非，堅持同惡勢力鬥爭，反對「各掃門前雪」是對的。但是，他把「法律」看得太重要了，以為一場官司就可以把壞人判刑治罪了。當時，就有人指出《豔陽天》的不足，說：「《豔陽天》的缺點，就在於沒有正確地正視現實，而從那裡避開，使鬥爭歸於個人的激情行為，看重了為一定階級作護符的『正統法律』。」是的，當整個政權掌握在反動派手裡，怎能指望他們的法律、他們的法庭能作出公正審判，真正地清除惡勢力而幫助人民呢？

　　曹禺回顧《豔陽天》的創作時說：1947年，我從美國回來，是佐臨介紹我到文華影業公司的，這個公司是吳性栽搞的，他本來是個買辦，經營染料的，但願拿出錢來搞電影。《豔陽天》拍出來，有一個小冊子罵《豔陽天》。那時，我認為法律是最公平的，但我也知道國民黨法律不是那麼公正的。那個結尾，在我心目中，他們去的地方是延安。解放後，蔡楚生同志叫我改，說只要改幾個鏡頭就可以了，那時太忙了，忙於搞文化招待，還有會議。就是在那樣一個時期趕出來的東西，就是那麼一點想法，我也不想再改了。遼沈、淮海、平津戰役之後，國民黨妄想憑藉長江天險，來一次最後的頑抗。此刻上海已處於惶惶不可終日的慌亂裡，有錢的商賈攜家帶口逃往香港；金元券越來越不值錢，物價飛漲，謠言四起。

　　曹禺每到晚間就收聽解放區的廣播，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消息，使他振奮，使他鼓舞。黨在關心著他，當他得到黨組織讓他轉赴香港的消息後，他興奮極了。當然，他還不能把這些明白地告訴朋友，但他卻把這心中的振奮，即將迎接全國解放的大好形勢，換一種方式轉告鼓舞朋友們。他去一位老朋友的家裡，整整談了一個夜晚，對老朋友說：「人活著是很不容易的事，活著就要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對人民有益的事情，都不要離開上海，形勢就要變化了，將來是大有可為的。」他的老同學孫浩然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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