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73)_學達書庫

七三

　　同行的寄語，朋友們的囑託，學生的深情，使他深知此次美國之行，不只是他個人的一次講學，而是肩負著民間文化使者的重任。他不會辜負朋友們的期望。

　　1946年3月4日，天氣晴朗，雖說江南春早，但黃浦江畔春寒料峭。此刻，曹禺脫去穿慣了的長袍，著一身西裝，正和老舍忙著向送行的人們握手告別。在他歡愉的笑容中，帶著希望和憧憬，他想，要做的事情一定會得到滿意的收穫。

　　汽笛長鳴，史格脫將軍號啟航了。這是一艘美國海軍運輸艦，它將載著這兩位使者橫渡重洋，開始漫長的航程。

　　黃浦江洶湧著流向大海，在船舷上，他貪婪地望著兩岸的景色，儘管這裡是種種刺痛人心的破舊和腐敗，但它畢竟是祖國的土地。當他要暫時離開祖國的土地，那心情卻是一片難舍的依戀之情。船到長江口，只見遠處水天一色，煙波浩渺，文天祥的兩句詩不禁又闖入他的記憶：「一葉飄搖揚子江，白雲深處是蘇洋」。長江，你的胸懷原來是這樣的開闊，這樣的寬廣，還未曾離開祖國，卻又在思念著祖國了。

　　半個月的航行，史格脫將軍號終於把他們送到了美國的西海岸，從西雅圖港踏上了美國的國土。令他和老舍驚異的，西雅圖是那麼繁華，看不到半點戰爭的景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儘管全球都有著美國戰車履帶的印痕，但是，在他們的國土上卻不曾嗅到一絲硝煙的氣息。同處處是戰爭創傷的中國比較起來，這裡卻是繁華和喧囂，戰爭把美國大老闆的腰袋填得滿滿的。

　　他和老舍從西到東開始了他們講學觀光的旅程。洛杉磯、舊金山、新墨西哥州、華盛頓、紐約、芝加哥、科洛拉多州等地，都曾留下他們的足跡。他們曾經在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天主教大學、克倫多大學等有名望的高等學府講學參觀。他們還參觀過紐約的百老匯，拜訪過好萊塢，欣賞了美國的戲劇和電影。作為民間的文化使者，中國戲劇的使者，他們受到美國文化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在華盛頓，他們受到美國國務院和各界人士的熱情招待，為他們設宴洗塵，下榻在專門接待國家貴賓的「來世禮」賓館（Leslie House）。當時，邱吉爾就住在甲賓館，他們住在乙賓館。他和老舍同居一室，有專人招待他們。曹禺回憶說：「後來我們才瞭解到，美國國務院專門請各國的名人來美國講學或訪問，並且希望這些人長久地在這裡工作，通過這些人為美國作宣傳。」曹禺和老舍就是他們聘請的「名人」，自然希望通過他們為美國工作。但是，這點卻使美國國務院失望了。華盛頓的城市風光給他以美好的印象。白宮在陽光照耀下分外莊重，到處都有綠茵茵的草地，卻沒有城市的喧囂。但是，也有令人憤慨的時候。有一次，他和老舍宴請黑人作家吃便飯，這家大飯店卻掛著「禁止黑人進餐」的牌子，把他們請來的黑人作家拒之門外，這使他們看到美國標榜的「民主」、「自由」的真相。他們在新墨西哥州，親眼看到流入美國的墨西哥人和當地的印第安人，被圈在所謂「保留地」裡。這些「保留地」是一片荒蕪淒涼的景象，烈日烤得發燙的地方，看不到一點綠色。每到一處，那些紅皮膚的印第安孩子們，便圍攏來，向他們兜售土陶器，那景象實是令人難過。因此，美國的現狀，美國的歷史，就成為他倆談話的課題。美國的建國史，自然有它進步的方面，但它的確是在血和火、刀和劍的光影中發展起來的。掠奪、壓榨、種族歧視，確有它不光彩的方面。他們深深感到，正如美國人不瞭解中國，中國人也太不瞭解美國了。

　　他們在紐約停留的時間最多，對於曹禺來說，紐約百老匯的戲劇是他早就嚮往的，他不放過每次看戲的機會。從西雅圖到紐約所經過的地方，他和老舍已經看過兩次舞劇、三次廣播劇、兩次音樂劇和八次話劇。在紐約期間，正好英國的老維克劇團在世紀劇院演出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亨利四世》，由著名演員勞倫斯·奧立弗主演。奧立弗還未到來，紐約報刊廣播已在大張旗鼓地宣傳，紐約人把老維克劇團看成是一個不平凡的劇團。《紐約時報》雜誌是這樣描寫奧立弗的：「十分健壯——曬得黝黑，養得很好，精力充沛，急欲一試身手。」票房外面擠滿了購票的人們。曹禺看了奧立弗的演出，不禁為他的表演才能驚歎。奧立弗在《亨利四世》上下篇中扮演的是兩個次要角色：霍茨巴和鄉村法官夏祿先生。一個是精力充沛的鬥士，一個是日落西山的老人。夏祿被他演得像是格裡姆和狄更斯合寫出來的人物，給人一種奇異之感，但又是十分真實的。特別是霍茨巴臨死前夕的臺詞，他朗誦得是有一種悲愴的氣氛。

　　曹禺對老維克劇團的演出是滿意的。但是，整個百老匯卻未免使他失望。在這個演劇中心，最流行的是歌劇和喜劇，演出者只是希望獲利，彌漫著商業化的煙霧，缺乏嚴肅戲劇的演出。他們也上演莎士比亞、易蔔生、王爾德的作品，但更多的是追求藝術形式上的完美。新的劇作，沒有上佳的作品。這就同當年曹禺從《劇場藝術》月刊的介紹上所看到的美國劇壇的情況大不相同了。那時，美國戲劇充滿著朝氣，為人民說話，而這種熱情，如今已經冷卻了。他所敬重的劇作家奧尼爾正在病中，未能見到這位美國傑出的劇作家，感到很遺憾。但在世紀劇院，終於看到他的《送冰的人》的演出，這多少滿足了曹禺的願望。《送冰的人》是奧尼爾晚期最有影響的劇作，它描寫紐約西區一家簡陋的旅館中，房客們寄人籬下，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如劇中所寫的：「這兒是什麼？這兒是沒有希望的酒店，你注意這兒平靜的氣氛嗎？因為這是人生最後一個碼頭，在這兒沒有人會擔心下一步該怎麼走，因為他們無路可走了。」像奧尼爾的病給曹禺帶來悲涼的感覺一樣，他的作品同樣也帶著濃重的悲觀色彩。

　　曹禺似乎隱約感到，如果說奧尼爾前期作品還透露著希望和憧憬，還具有一種對困境的掙扎和搏鬥；而現在，他的作品絕望了，人們再也逃不出那無形的網。在這樣一個有高度科學技術文明和富有的國家，作家卻看不到他們的路。《送冰的人》的絕望和悲哀的劇情，使曹禺陷入沉思之中。《送冰的人》是第一次公演，而輿論界的反應卻是冷淡的，這也使曹禺感到奇怪。這個劇本，在七年之後，當青年導演昆特把它重新搬上舞臺時，才得到批評界的首肯。曹禺回憶說：那時的百老匯的戲劇藝術，被那些演出公司的老闆控制著，為金錢操縱著，這必然使那些從事嚴肅戲劇的劇作家、導演和演員逐漸失去信心和力量。當然，也有少數人堅持著，但也無法改變那種社會現實和社會潮流。在紐約會見了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這是曹禺美國之行的一次意外的收穫。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