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70)_學達書庫

七〇

　　戈壁灘夜晚的風在呼號，他的心是熱辣辣的。他曾對我談起這次西北之行：

　　這次西北之行，我回來後雖然沒有寫出《李白和杜甫》；但是，這是我一生中最偉大最難忘的一次旅行了。我是深深地體會到古人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必要了。我一生中後悔的事情太多了，我本該可以寫西北之行，我卻沒有寫，我只是寫劇本，是太不夠了，我寫得太少了。他從西北回來，終於未能寫成《李白和杜甫》，連一幕也沒有寫出。

　　《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的夭折，無疑，表明他陷入一個創作危機之中。1942年完成《家》的改編之後，一年多過去了。在抗戰期間，掀起歷史劇創作的浪潮中，他要嘗試寫歷史劇，但是，他卻在歷史劇創作上擱淺了，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從某種意義上悅，作家寫完一部作品之後，當他醞釀新作時，都面臨一次小小的危機。但曹禺寫歷史劇的夭折，在他的創作道路上，不只是一次「小小的危機」，而是帶有一種階段性的重大的創作危機。

　　一個作家最苦悶的是寫不出作品來，像曹禺這樣的作家，他是決不肯倉促成篇的。他寧肯拿不出作品，也不遷就自己。他總是要超越自己，也要突破前人的窠臼，這樣就顯得每部作品問世都歷經著嚴重的危機。而且，他又是一個起點較高的作家，他的第一部劇作《雷雨》，就為自己豎起了一座高高的界碑。這同起點低的作家的創作道路是不同的，一個由低坡爬向高坡的作家，人們總是以欣慰的眼光來看他的：「啊！又前進了！」而起點高的作家，他已經站在一個高度上，再爬高，自然難度更大，每一次攀登都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時，他若出了一部次品，人們就會明顯看到他的失敗。所以，對起點高的作家來說，他所承受的輿論壓力，較之一般作家要沉重得多。

　　但是，曹禺是不簡單的，繼《雷雨》之後，《日出》、《原野》、《蛻變》、《北京人》、《家》，每一部劇作出來，都有新的探索，新的面貌，都是一種艱難的自我超越。雖然，不能說他是筆直上升，但從《雷雨》的高度，他卻是在堅忍不拔地朝著高峰邁進，這是一段十分艱苦的創作歷程，他畢竟一步又一步跋涉過來了。《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的創作夭折，使他遇到了未曾遇到的另一種性質的嚴重危機。他所熟悉的生活礦藏，在寫完《家》之後，是不是已經沒有可再挖掘的東西了呢？每個作家都有他的一個「生活庫存」，魯迅的「庫存」就是他的魯鎮，老舍的「庫存」就是他的北京四合院的市民，而曹禺的「庫存」，就是他熟悉的自己的「家」，以及和他的「家」同類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沒落的封建家庭。他轉而去試探歷史劇，是不是透露了這「庫存」告罄的消息呢？不是他沒有才華，他的才華依舊。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其實，對歷史題材的把握，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現實的把握，但又怎樣溝通歷史題材同現實的聯繫，並能發現新的美學新大陸呢？好像，他是遇到了麻煩。

　　他不能不摸索新的路子，他能不能尋求新的題材領城呢？《橋》正是他探索題材新領域的一種努力。

　　在抗戰期間，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果夫）四大家族，在國難中撈肥了，形成了官僚資本財團。他們利用抗日的招牌，以超經濟的極端野蠻的掠奪手段，集中全國大量的財富，實行全面的壟斷：金融壟斷，商業壟斷和工業壟斷。工業壟斷的方式是援助官辦工業和吞般民營工業。四大家族官辦工業的兩大系統是資源委員會和兵工署。此外，還有四大家族的私營工業。這些官僚資本壟斷的工業，在資本、動力和生產方面操縱一切。據估計，官僚資本占全部資本70%以上。這種工業壟斷絞殺著民族工業，在瘋狂的食欲中併吞著中小廠家。這種現象吸引著曹禺的注意力，特別是孔祥熙，是四大家族中惹人注目的一個。

　　曹禺不是經濟學家，但是，他聽到這方面的一些介紹，終於把它的目光轉到這個領域中來。由於錢昌照的介紹，他深入到重慶附近的一個民營鋼鐵廠進行採訪調查，不但親自觀察和瞭解了整個鋼鐵廠的生產過程，還深入瞭解到官僚資本併吞民族工業的殘酷情形。一方面是愛國的民族工業資本家，在艱難歲月中慘淡經營著，掙扎著，特別是一些愛國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們渴望把自己的知識獻給抗戰的偉大事業；而另一方面，卻是官僚資本的滲透、併吞和壓榨，這使得曹禺不免憤慨起來了。那些觸目驚心的事實，又催促他拿起筆來。他曾對我談過《橋》的產生過程：《橋》是經過調查的。重慶有家私人鋼鐵廠，只有老掉牙的貝斯麥爐，我經過錢昌照的介紹，在那裡呆了兩個禮拜。這個戲主要是寫民族資本家同官僚資本家的鬥爭，觀眾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寫的官僚資本家的形象是孔祥熙。孔祥熙的勢力很大，他是蔣介石的連襟，把鋼廠併吞了。沈承燦這個人不錯，後來，他被人害死了。我很想把它續起來，搞了很多材料，但沒搞成。這個戲在寫作中受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我對工人不瞭解，第一次去工廠，做了些調查，也還瞭解不夠，但對工程師這樣類型的知識分子，我有過接觸，還比較熟悉。《講話》傳到重慶，那時，我不能全部弄懂，但是，我覺得應該反映現實鬥爭，應當去寫工人農民。

　　為什麼把它起名為《橋》，我的意思，橋是一種象徵，如要達到彼岸的幸福世界，就需要架起一座橋來，而人們不得不站在水中來修建橋樑，甚至把自己變成這橋的一個組成部分，讓人們踏在他們身上走向彼岸世界。在發表時，我在劇前引用了彌爾頓的詩句：「給我自由去認識，去想，去信仰，B且本著良心，自由地講，于一切其它的自由。」可能也許有些朦朧，但在我心中我覺得我應該去追求什麼信仰，而我所要的自由，無疑是向著那個不自由的現狀。

　　這齣戲只寫出兩幕，便迎來了八年抗戰的勝利；不久又接到訪問美國的邀請，不得不半途擱筆了。《橋》發表於1946年4月，刊登在鄭振鐸、李健吾主編的《文藝復興》上。第1卷第3期登了第1幕，第4期登了第2幕第1景，第5期登了第2幕第2景。

　　《橋》環繞著私營工業懋華鋼鐵公司，被官僚資本併吞摧殘的過程，揭露了官僚資本的罪惡，提出了一個民族工業的出路問題。同時展現了有才幹的愛國知識分子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徒具熱情而毫無作為的悲憤。

　　在作家的人物畫廊中，又增添了新的人物。如果說何湘如這樣的官僚資本家、沈蟄夫這樣的民族工業家，我們還可以在現代文學的作品中找到他們的面影；那麼，沈承燦、吳天長、古恭憲這樣的工程技術人員的群像，還是不曾多見的。特別是沈承燦，這是一個具有剛毅性格和進取精神的人物。他留學美國，掌握了專業知識，聰明能幹，有一種獻身工業的事業心。作為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他還呼吸著時代的進步空氣，在他「心靈深處藏著一種永不磨滅的愛自由、愛真理的天性」。作家寫他腳踏實地，不尚清談，即使面臨極度困難，仍然充滿務實精神和堅忍不拔的毅力，一定要把鋼煉出來。他希望「看見第一次列車在四川第一條鐵路上開行」。為了事業，他寧肯同他心愛的人容熙暫時分手。他尊重工人，他批評古恭憲不應當輕視「莊稼人」。他認為只要告訴他們，教他們，接近他們，他們都可以成為很好的工人。他說：「我們必須跟領班合作，跟工人打成一片。」他在一次事故中，身負重傷，表現了一種忘我犧牲的熱情。顯然，這是一個探索真理、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形象。曹禺傾心塑造這樣一個在時代潮流中前進的工程技術人員形象，不但是他的一個發現，也寄託著他當時渴望進步、追求真理的強烈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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