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68)_學達書庫

六八

　　【第二十三章兩部史劇的夭折】

　　從1941年10月的「霧季公演」，到1942年5月，在重慶共演出30多出話劇，迎來了重慶話劇運動、也是中國話劇史上的黃金時代，而《屈原》的公演則是它的高潮。

　　在重慶這樣一個幾十萬人的城市，有五大劇團，即中華劇藝社、中國劇團、中國萬歲劇團、中央青年劇社、中國藝術劇社同時演出，向著黑暗統治進行衝擊，喊出了正義進步的聲音。

　　當然，鬥爭也是艱苦的。國民黨頑固派千方百計來破壞進步的戲劇運動，他們把陳銓的《野玫瑰》推出來，來詆毀《屈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公然叫喊：「哪個說《野玫瑰》是壞戲，《屈原》是好戲，那個人就是白癡。」他的話成為笑柄，即使國民黨的報紙也沒有為《野玫瑰》叫好。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黃金季節，曹禺的劇作一部又一部地被搬上舞臺，《蛻變》、《北京人》、《家》、《正在想》、《鍍金》，還有《雷雨》、《日出》和《原野》，為這黃金時代增添著熱鬧和光彩。1943年1月，一個戲劇刊物《戲劇月報》創刊了，曹禺、郁文哉、淩鶴、賀孟斧、陳白塵、趙銘彝、陳鯉庭、張駿祥、潘孑農九人組成了編委會，在創刊號的「本報特刊稿件預告」欄中，公佈了曹禺的《三人行》即將問世的消息，曹禺還寫了一篇《創作經驗談》。同時，他還投入《安魂曲》的排練和演出。2月19日，他應邀到上清寺儲匯大樓重慶儲匯局同人進修服務社講演，題為《悲劇的精神》；2月28日又在重慶文化會堂發表演講，題目是《我們的學習》；3月27日，他出席了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五屆年會，在這次會上當選為理事。從這繁忙而緊張的日程中，可看到他的滿腔熱忱。但在那種交織著欺詐壓迫的黑暗年代，他心中更多的是憤慨和激怒。面對著令人憤慨的現實，他依然像過去一樣，更加熱情，更加深刻地思索，也更加明確了應該歌頌什麼和反對什麼。他的講演《悲劇的精神》，可以代表他當時的心情，也表明了他的態度。他好像是講戲劇美學，而實際上卻緊緊地抓住現實，進行抨擊和批判，明白地提出在那抗戰的艱苦年代，到底需要怎樣一種「悲劇的精神」。

　　一開始，他便對「庸人的『悲劇』」進行批判，他說：在我們中間，有這樣一類人，一向是在平和中庸之道上討生活，不想國家的災難，不願看人間的悲劇，更不願做悲劇中的人物，終日唯唯諾諾，謀求升發之道，取得片刻安樂，對一切事物都用一副不偏不倚的眼睛來揣摩，吃飯穿衣，娶妻生子，最後壽終正寢。

　　他猛烈地攻擊這種庸人的「悲劇」；同時，他又正面提出，真正的「悲劇」究竟是什麼。他說：我說的悲劇是另外一種。它是拋去猥瑣個人利害關係的。真正的悲劇，絕不是尋常無衣無食之悲。一個小公務員，因為眼前困難，家庭負擔重，無法過下去，終日憂傷，以至病死。青年追求愛人，一再表演，都被拒絕，終於跳江自殺。這些能稱為悲劇嗎？他們除了表現個人的不幸外，與國家、社會沒有任何其它內在關係，這不能稱為悲劇。悲劇要比這些深沉得多，它多少是離開小我的利害關係的。這樣的悲劇不是一般人能做它的主角的，有崇高的理想，寧死不屈的精神的人，才能成為悲劇的主人。在闡明什麼是「真正的悲劇」，什麼樣的人才能成為「悲劇的主人」之後，他進一步地提出「悲劇的精神」的課題，也就是這次演講題目的主旨，他說：悲劇的精神，應該是敢於主動的。我們要有所欲，有所取，有所不忍，有所不舍。古人說：「所愛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這種人，才有悲劇的精神。不然，他便是弱者，無能。無能的行為，反映到文章上，號悲訴苦，乞憐于惡人、敵人（無論是自然的、社會的、政治的）的腳下，便是可笑的庸人，不是悲劇中人物。不想轟擊現實，一再忍受無理的摧殘，不想舉起刀劍反擊，那是一隻躲進洞裡、永不見陽光的耗子，是令人厭惡的動物。活著，像一條倒臥的老狗，捶下去不起一點反應，從這裡怎能生出悲劇？

　　在他看來，莎士比亞筆下的勃魯托斯才具有「悲劇的崇高精神」，屈原是有悲劇精神的，諸葛武侯是有悲劇精神的，岳飛、文天祥也是有著可歌可泣的悲劇精神的。接著，他就闡發了「究竟怎樣才是悲劇的人物」的問題。

　　首先，他認為悲劇的人物要具有火一樣的熱情。他說：「悲劇的人物，首先要富有火一樣的熱情。『晚來唯好靜，萬事不關心』，一味恬淡、超脫的人不會有什麼悲劇。聰明自負，看破一切，是可鄙的人，這種人可以『不滯於物』。自命修養上『可貴』，但這種人多了，一個民族也就可悲了。」他認為像屈原、諸葛武侯等這樣的悲劇人物，「他們有熱情，有『至性』，有真正男子漢的性格。他們有崇高的理想，追求著，奮鬥著，願為這一理想的實現而拋棄一切。屈原說：『餘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他又說：『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惟有熱情、至性的人才能演悲劇；為公眾的高尚的熱情和『至性』才是構成悲劇精神的要素。」

　　其次，他認為悲劇人物要具有「崇高的理想，不斷地為它努力，為這個理想實現，舍開一己的利害，是超出了小我的範圍的」。同時，還「要有一種雄偉的氣魄」，他稱之謂「雄風」。在他看來，「民族要存在，中國要立足於世界，我們要救亡，要反抗，自來中國人民是吹著雄風的」。表現了他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他還說，「悲劇的主人大都是失敗者，但『失敗』的人物中不少是偉大勝利的靈魂。『成者王侯，敗者寇』的觀念應該推翻。這種觀念的基礎，只著眼于『成與敗』，不想到『是與非』。立足真理，有所作為的人，是正義與信念激揚砥勵他這樣做。學習成功者，容易。從失敗中看見真理而為之奮鬥，那是難得的。偉大人物，常常在悲劇中才能看見。理想是推動的力量，失敗儘管失敗，但絕不妥協。悲劇人物有一種美麗的、不為成敗利害所左右的品德，他們的失敗，不是由於他們走錯了路，而是由於當時種種環境的限制。艱難苦恨的道路，早晚有走通的一天，一時走不通，他卻勇於承擔真理的責任，追求到底，這就是中外古今的革命家、文學家、科學家，使人永遠敬仰的力量。悲劇的精神，不是指成功的精神，如果能從堅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氣魄去體會悲劇的精神，中國的將來便會脫離混沌的局面，成為一個自強不息、獨立富強的中國。」

　　這篇講演是值得注意的。它決不是曹禺一時心血來潮隨意談出來的，一方面體現他的悲劇美學思想，有一種朝著英雄悲劇轉變的傾向，它所倡導的「悲劇的精神」，他所闡述的「悲劇的人物」的內涵，同他以往創作《雷雨》、《日出》、《家》所體現的悲劇美學思想不同了，倒是同郭沫若的《屈原》所體現的悲劇美學思想有著共通之處。就在這篇講演中，他不止一次談到屈原的悲劇精神，認為「他一生忠貞，在同反動貴族鬥爭中，遭讒去職。他揭露反動貴族昏庸腐朽，憂念國事，為理想獻身。屢次進諫，楚懷王始終不聽，終於質押于秦。頃襄王繼位，屈原又被放逐，長期流浪在沅水湘水的地域，無力挽救危亡，憂憤激昂，作了《離騷》，投身汨羅江水。」顯然，他更嚮往著屈原的悲劇精神，更強調「悲劇的精神，使我們振奮，使我們昂揚，使我們勇敢，使我們終於見到光明，獲得勝利」。不像他早期寫《雷雨》時，特意加上序幕和尾聲，還「想送看戲的人們回家，帶著一種哀靜的心情，低著頭，沉思地，念著這些情熱，在夢想，在計算裡煎熬著的人們，蕩漾在他們的心裡應該是水似的悲哀，流不盡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另一方面，他正在準備寫《三人行》，是關於嶽飛的一出歷史劇，而這篇講演，正是他在醞釀此篇劇作過程中誕生的，顯然，他準備按照這樣的悲劇美學思想來建構這出新的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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