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67)_學達書庫

六七

　　張駿祥、焦菊隱和曹禺這三位戲劇大師合作得十分融洽，使年輕人得到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排演這齣戲是很困難的，官方百般刁難，不准動用中青社的財務。演出資金是電機工程師余克稷從多方籌集來的，他擔任了此劇的「演出者」。名義用的是怒吼劇社。經過20多天的緊張排練，於1943年1月9日在國泰戲院首演。

　　曹禺沉浸在他的角色之中。那時，他也像莫紮特一樣，過著貧困的日子，也曾嘗過像莫紮特經受王公貴族統治的味道。藝術家的心靈總是相通的。他崇敬莫紮特，用心體驗莫紮特，莫紮特的形象激勵著他。劇中柯大主教逼著莫紮特回到沙爾茲堡去，莫紮特一再申訴著他的請求，懇請大主教不要拒絕他的請求：

　　柯大主教（大聲叫出）我永遠不能把我這寶貴的工具讓給任何人！你是一架琴，上帝把這架琴交在我的手裡，就應該由我來替上帝盡責。

　　莫紮特（直率）可是大人，我不是別人隨便彈弄的一架琴，音樂是從我心靈裡發出來的，是我的心的聲音。

　　這幾乎喊出了曹禺的心聲。在《蛻變》的審查中，他飽嘗了統治者扼殺藝術、扼殺藝術家心靈的滋味，面對著審查官老爺的挑剔，他也是一樣的痛苦的啊！莫紮特沒有在大主教前低下他那高貴的頭，他喊出了：「大人，我不去！」演到這裡，曹禺的心裡感到一種痛快，一種驕傲。

　　在演出中，最使他激動的，莫過於最後一幕了。莫紮特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結束了，但是，他在病中作曲，他早已把病置之度外。那些關心他的朋友勸他不要再作曲，不要再跳舞，不要再喝酒。格蕾特那樣驚異地問著莫紮特：「您怎麼可能這個樣子呢？剛才您自己說，您的生活多麼艱難，多麼悲痛，可是您寫出來的音樂，怎樣又像夜鶯，像百靈鳥，像春天那樣的快樂？」莫紮特回答說：我的小格蕾特，生命既不是悲哀，也不是苦痛，那才不是生命呢。生命是你亮亮的眼睛；你的美麗的嘴唇；是天上的雲彩；是有月亮的夜晚；是秋天的樹葉，快樂地披上了燦爛的衣裳；是拉斐爾的圖畫，是巴拉士坦的合唱。美呀，美呀，生活是多美啊！不過在它上面，都壓上了許多沉重的鎖鏈，多少妖魔鬼怪，吸盡他的血，折磨他，壓迫他。但是我的音樂是從生命的最深源泉發出來的，這些怪物沒有法子靠近它。生命在歌唱，不顧一切地在歌唱。總有一天它從腳鐐手銬的捆綁中解放出來。那時候，它就自由了，充滿了快樂，像音樂一般地光明起來！不過我，我活不多久了！

　　這是一曲充滿詩意的動人的生命之歌。曹禺在他的《北京人》中也曾唱過他自己的生命的歌，探索著人生，思考著人生。好像這首生命之歌就是從心中深處唱出來的，又像泉水一樣滲人他的心田。每演到這裡，他那明亮的眼睛閃爍著動人的光芒。

　　還有愛洛霞同莫紮特訣別的一場戲，也使他沉浸在那充滿悲傷的詩意境界之中。莫紮特那種為了藝術創造而不怕犧牲的偉大靈魂，把他吸引住了。莫紮特決不後悔他和愛洛霞的愛情所曾帶來的痛苦：「愛洛霞，我嘗過了多少痛苦，可是我並沒有丟失什麼，現在一切都變成了音樂了。」莫紮特臨死前仍然這樣說：

　　我不過才35歲呀……在我最後的一刻，我不知道是否真把我才能裡可以給人快樂的都拿了出來，不過生命的價值不是拿壽命的長短來估量的，有這種時候，有這種工作，人們在一刻鐘把一生都活了，我有過這樣的時候，我有過的。如果我的生命再延長一百年，它的快樂，它的感受，也不會因為這個而更深刻的，就這樣生命已經很充實了，我是滿足的。

　　莫紮特的生命到了最後一息，他還在指揮著人們唱他的《安魂曲》，朋友們為這樂曲深深感動了，抑制著眼淚，不能再唱下去了。莫紮特說：啊！可憐的朋友們，……你們的心太沉重了，那是唱不好的呀。我這些調子，有一天會給自由快樂的人們唱的。你們為什麼哭呀？這不過是音樂呀！過去的一切，也都是「音樂」啊。無論如何，生命是美麗的……

　　就這樣，莫紮特的眼閉上了，一個偉大的生命，一顆偉大的靈魂安息了。曹禺同我曾這樣談到：演到莫紮特生命的最後一息，似乎連自己的生命和靈魂都來了一次昇華。我喜歡這齣戲，我喜歡莫紮特這個形象。寫一個角色和演出一個角色都要用自己的心靈去創造。我演得不夠理想，但我確是用我的全部心靈去擁抱這個角色。演過這齣戲之後，我再也沒有演戲了。

　　張瑞芳曾經這樣回憶《安魂曲》的演出，她說：「當時金山想演莫紮特這個角色，但張駿祥請曹禺來演，路茜演女主角。曹禺的道白很精采，在他同女主角的一段對白中，他的表演十分有感情。曹禺在排練中臺詞發揮得很好，只是上臺後，因音量提高，稍嫌遜色。曹禺對外國人的生活習慣和性情心理體會很深，所以他演的莫紮特味道十足，連外國人看了也很滿意。」評論家劉念渠對曹禺這次演出的評價很高，他說：「曹禺不僅表現了一個音樂家莫紮特的形象，而且表現了一個受難者的靈魂。……在莫紮特這個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感受和體驗，注入了自己的生命和靈魂，水乳交融地流瀉著、迸發著。是這樣的，他使這個人物有了深度。」這個評價是中肯的。

　　《安魂曲》的演出，博得觀眾的歡迎，特別是在文化知識界反響尤為強烈。官方從中搗亂，企圖阻止觀眾，但上座率不斷上升。呂恩回憶說，有一次演出結束，外面大雨滂沱，重慶的街道坡坡多，小巷多，一下雨道路泥濘難於行走，時間已到下半夜的兩點鐘了，雨還沒有停止的跡象。導演張駿祥在舞臺上踱來踱去，他忽然計上心來，把大家叫到一起，建議同仍留在劇院裡的觀眾聯歡。這些觀眾是從沙坪壩特地走進城來看戲的大學生，他們熱愛話劇，寧願節衣縮食也要節約出買戲票的錢，是最忠實的觀眾。他們喜歡《安魂曲》，對劇中的奧地利統治階級無比憤恨，他們說：「歷史有時會開玩笑，出現驚人的重複或者說驚人的相似。我們決不允許劇情中的歷史在我們生活的時代相似地出現……。」在聯歡中，演員和觀眾像故友重逢，講故事，拉家常，玩搶椅子遊戲，拍手唱歌，成為朋友。《安魂曲》激起正義青年的熱情，這齣戲把演員和觀眾的心聯結了起來。

　　最動人的，也是令人難忘的，是陶行知先生看了《安魂曲》後，他感動得流了熱淚。他知道第二天是《安魂曲》最後一場演出了，便連夜趕回育才學校。更深夜半，敲響了鐘聲，把「孩子劇團」的同學集合起來，向他們講了他看《安魂曲》的感受，要求學生從學校所在地——草甸子出發，步行一百里趕到重慶城裡去看《安魂曲》。這些孩子們坐在戲院樓上的臺階上看完了這齣戲，使演員們十分感動。曹禺回憶此事時說：「我為陶行知先生這種精神感動了，也為孩子們的精神感動了。」陶行知夜半敲鐘去看《安魂曲》，在重慶一時傳為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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