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65)_學達書庫

六五

　　在重慶，過往最多的還是巴金。他常去巴金家裡，每次到那裡，就像回到自己家裡一樣，從那裡得到溫暖，得到鼓勵。他說：

　　巴金的愛人蕭珊是一個很善良很賢慧的人，我是非常敬重這位大嫂的。在重慶時，我窮得不得了，有時一天就啃兩個大燒餅，有時連燒餅也啃不上。在這種時候，我就跑到巴金家裡，又吃又住。每次都是巴金的愛人來招待。那時，巴金家裡每天都有客人，經常有一桌窮客人。其實他並不富裕，但人們去是要從他那裡得到友情和溫暖。我住在他家樓上，他和他愛人住在一間十平米的小房間裡。有時，他手頭寬裕時，就約我到寧波館子去打牙祭，巴金對誰都那麼好，他永遠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長；他對朋友永遠是那麼厚道、寬容、友愛！他改編的《家》，於1942年夏季脫稿，12月就由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經過巴金親自校閱。話劇《家》的創作和出版，又一次凝結著他們之間深厚的友情。曹禺是幸福的，在創作上，他始終得到巴金的默默而堅實的支持，得到這位兄長的關心和愛護。

　　在中國的作家群中，曹禺的生活和創作道路是比較平坦的，他確是個幸運兒，也許是因為他那樣年輕就寫出了才華出眾的作品的緣故。巴金好象就是他的守護神。不僅僅是巴金，還有其他的朋友，特別應當提到周恩來同志，在那些激蕩的鬥爭年代，他對曹禺是格外關心和愛護的。

　　1942年的冬天，他收到周恩來同志的信，在信中談到他的《雷雨》、《日出》，是一片惜才之情，愛才之心，是學長般的關懷，是朋友間的赤誠，並特地邀請他去曾家岩五十號做客。之後，他不止一次去看望周恩來同志。曹禺是這樣深情地回憶的：

　　那個時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腳下生風，心裡頭也暢快極了。一踏進曾家岩的小門，就覺得把國民黨陪都的污濁都撇在了外面，在這裡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一眼看到周總理的親切微笑，陽光就照進了心中。那時，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是很窮的，有時吃不飽肚子。周總理知道了，邀我們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飯。重慶的冬天，十分陰冷，周總理看我穿著單薄，送給我一塊延安紡的灰色粗呢，讓我縫衣禦寒。

　　後來，我向周總理提出想到延安，想離開國統區的醜惡和陰暗。周總理循循善誘，要我留下。他說，這裡需要人，國統區也一樣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後來，我逐漸看清了，筆就是一種用來戰鬥的武器，我應當握著它，為祖國，為人民，為無產階級而寫。一次，他和周恩來同志一起去南渝中學看望老校長張伯苓先生。張伯苓是堅決抗日的。「七七」事變前夕，他就預感到日本人會對他進行報復，就在重慶選擇了校址，準備著一旦戰爭爆發，就把南開遷到內地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日本軍隊派飛機轟炸了南開大學，他多年奔波精心經營起來的美麗校園，在這次轟炸中幾乎成為一片廢墟。重慶的南渝中學在抗戰烽火中又屹立起來了。他就在南渝中學的家屬宿舍裡，和師生們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常常念起他的學生，周恩來、曹禺都是他得意的門生。看到他們來看望自己，他是十分欣慰的。曹禺回憶說：

　　我和周總理到南渝中學去會見張伯苓校長，老校長留我們用飯，在座的還有九先生張彭春。席間九先生和周總理展開了討論，九先生對共產黨的主張不以為然。而周總理非常泰然，心平氣和地向九先生解釋說：「你說的不對，不符合事實。」用許多事實來說服九先生。老校長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聽著。告別出來，我搭乘周總理的汽車，在半路上他讓我下車，說，「你不半路下車，叫國民黨特務看見，就把你當共產黨抓了」。這次同去張校長家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對老校長十分尊重，對九先生的意見，也很耐心地傾聽，他總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悅誠服。周恩來同志對曹禺的關心和愛護是十分感人的。吳祖光曾談到一件事，他說：周總理對曹禺是格外關心的，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後，要在上海創辦《新民晚報》，約我去編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報館給我買好了去上海的飛機票，是1946年元旦這一天的票。臨行前夕，我去看望周總理，到了曾家岩五十號，我向警衛人員說明來意，警衛說周總理正在開會，這樣，我就不敢再打擾他了。但很快警衛人員又趕上來，說周總理讓我回去見他。他同我談了兩個小時，我記得很清楚。他幾乎用了一半時間詢問曹禺的情況，問是的寫作情況，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問得相當詳細。從這件事可看出周總理對曹禺的愛護和關心。在那大夜彌天的年代，周恩來同志無疑成為曹禺心上的一盞指路的明燈，照亮他前進的路程。曹禺對黨的認識，對黨的感情，對黨所抱的希望，就是這樣地凝聚起來的。

　　大約在改編《家》的時候，張駿祥就約他翻譯莎士比亞的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曹禺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他後來在《羅密歐與朱麗葉·譯者前記》中說：「那時在成都有一個職業劇團，準備演出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邀了張駿祥兄做導演，他覺得當時還沒有適宜於上演的譯本，約我重譯一下。我就根據這個要求，大膽地翻譯了，目的是為了便於上演，此外也是想試一試詩劇的翻譯。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對人物、動作和情境的解釋，當時的意思不過是為了便利演員去瞭解劇本，就不管自己對於莎士比亞懂得多少，貿然地添了一些『說明』。後來也就用這樣的面貌印出來了，一直沒有改動。」還在大學讀書時，他便鑽研過這位偉大劇作家的作品。他對莎士比亞的崇拜並不亞于易蔔生、契訶夫、奧尼爾這些曾經直接對他的創作產生過深刻影響的劇作家。在他看來，莎士比亞的戲劇博大精深，他甚至說：「宇宙有多麼神奇，它就有多麼神奇。」

　　他也承認莎士比亞對他創作的影響：「我從易蔔生的作品中學到了許多寫作方法，而莎士比亞的變異複雜的人性，精妙的結構，絕美的詩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像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擬的。莎士比亞的詩，就像泉水那樣噴湧而出，每個人物，哪怕是一個乞丐，一個流氓壞蛋，一個王侯，說出來的臺詞，時如晶瑩溪水，時如長江大海，是宇宙與人性的歌頌，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奧秘，是尋常卻永恆的珠玉，是陽光燦爛的人道主義的精華。」也許，你很難找到曹禺哪部劇作直接而明顯地受到莎士比亞的影響；但是，可以說他的每部劇作都滲透著這位偉大劇作家的藝術精髓。像莎士比亞的詩情，那是曹禺在創作中所追求的，在《雷雨》和《日出》、《北京人》中都可看到這種一貫的追求。像《日出》中對金錢社會的鞭撻，難道不閃爍著莎士比亞的《雅典的泰門》中那種詩情！而話劇《家》更可看到莎士比亞詩劇的影響。莎士比亞對複雜人性的探索更吸引著曹禺。在這次翻譯中，顯示了他對《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獨特的感受和見地，他說：「我以為這個悲劇充滿了樂觀主義的情緒，並不使人悲傷。只是像4月的天，忽晴忽雨；像一個女孩子一會兒放聲大笑，一會兒又倚在你的肩膀上低低地哭泣起來。」他是以他的詩人的心靈去感受著這位偉大劇作家的作品的，因此，就獨具慧眼，從中把握著這齣悲劇中的美學的特色。他在翻譯中，把他的這種感受也融入整體戲劇氣氛和具體的文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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