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63)_學達書庫

六三

　　一天，江安的憲兵隊突然闖入曹禺的家中，搜走了他的所有信件，檢查了他的書籍、雜物。此後一個30歲左右，身材乾瘦，穿中山裝的人，每天都到曹禺家裡來，老是和曹禺閒扯，問東問西，古今中外，親戚朋友，什麼都打聽。曹禺外出，這個人也總是跟隨著他。過了幾天，他的幾個學生就被捕了。那時，曹禺自以為是個「不問政治，不惹是非」的人，但他竟然遭到搜查追蹤，對這種黑暗統治更深惡痛絕了。他不知道因為什麼來搜他的家，後來才知道，是江安憲兵隊截獲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給他發來的一份電報，祝賀《日出》在延安公演成功。1940年，毛澤東同志找到魯迅藝術學院的負責人張庚，同他說，延安也應該演出國統區著名劇作家的劇作，認為《日出》就可以演，並且提出這個戲應該集中延安的一些優秀演員來演，要把戲演好，還應當在劇組建立臨時黨支部，參加演出的黨員都要在這個支部裡過組織生活，以保證把《日出》演好。

　　經過一段緊張的籌備排演，《日出》在延安上演了，演出的效果是很好的。於是，以魯迅藝術學院的名義給曹禺發了賀電。江安憲兵隊截獲到這份電報後，便以此作為「通匪罪證」，搜查了曹禺的家。搜家時，恰好曹禺不在江安。憲兵隊是不可能發現什麼的，但這件事卻使他感到江安是不便久住了。「皖南事變」之後，國民黨對進步文化人不斷施加迫害，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向各地發出文件「禁演曹禺所著《雷雨》劇本，並不准刊行該劇本」。該通知指出：「曹禺所著《雷雨》劇本，不獨思想上背乎時代精神，而情節上尤有礙於社會風化。此種悲劇，自非我抗戰時期所需要，即應暫禁上演。該劇本之印刷品，亦不准再版。除分函外，相應函達查照轉知。」雲南省政府接著發出訓令，「案准中央宣傳部函查曹禺所著《雷雨》劇本，業經令據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重行審查據報：該項劇本殊不適合抗戰時期之需要，應轉飭各地主管機關暫禁上演等情」。顯然，國民黨反動當局，已對曹禺發出警告了。它們妄想用這種恫嚇手段堵住作家的口，使一些進步作家不再喊出正義的聲音；但是，他們不會料到，這種愚蠢的做法帶來的結果，卻是進步文化人對他們的更加憎惡。

　　曹禺所熱愛親近的學生逃的逃了，被捕的被捕了。他所親近的朋友也都陸續離開了江安。他感到江安的肅殺，感到劇專的蕭條，終於於1942年初辭退劇專的職務，到重慶去了，那裡，一些朋友也盼望著他去。

　　他離開江安的心情是決絕的，但又未免有些留戀。在這裡，他寫了《蛻變》、《正在想》和《北京人》，捨不得離不開那樓上安靜的書室，也捨不得薨廬的主人。

　　老房東張薨賡特地為曹禺餞行。幾年來，他們兩家相處得很好，老人的關照，安國作為黨組織的負責人，也暗中給予保護。安國的兒女較多，老五張邦煒，名字還是曹禺給取的。在這次惜別的宴會上，曹禺還開玩笑說：「邦煒和萬黛定親家吧！我把萬黛給你，萬黛耍的一個鼓兒燈留給邦煒作為聘禮吧！」他把一個製作十分精巧的鼓兒燈送給張家作為紀念。曹禺對薨廬主人的關照，以及數年來凝結的情誼是難忘的。每當他回憶起江安的日子，總是念起薨廬主人的情誼。

　　自然，重慶迎接他的也並非是一個安樂的世界，依然是昏沉的夜，惱人的霧。為了生計，他應復旦大學之聘，去那裡講「外國戲劇」，也講授英文。

　　1941年上半年，重慶的戲劇舞臺格外沉寂。幾個劇團在那裡苦撐著，中央實驗劇團演出了於伶的《女子公寓》，孩子劇團演出過淩鶴的《樂園進行曲》，中央青年劇社演出了楊村彬、徐昌霖的《秦良玉》和袁俊（張駿祥）的《邊城故事》。中國萬歲劇團演出的劇目是最多的了，有馬彥祥的《國賊汪精衛》和《人約黃昏後》、《贖罪》、《皇軍的刺客》、《走》，還有曹禺的《正在想》等。從這些演出可以看出，似乎還沒有更精采的劇目。但是，正在醞釀著一個戲劇高潮的到來。

　　曹禺的生活是更加清苦了。除了上課，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家》的改編的準備之中。他既然向巴金作出承諾，就想一定把它改編好。一次，他遇到張瑞芳，說：「我要給你寫個角色！」那時，他已想好了，瑞玨得由張瑞芳來演。因為，在《北京人》的演出中，他對張瑞芳扮演的愫方是十分滿意的，他以為她具有一種塑造性格的藝術氣質和表演才能。

　　重慶的夏季悶熱得令人難耐。曹禺從小就怕炎熱的天氣，一到夏天，就光著上身。重慶的夏季像蒸籠一樣，坐在那裡都要流汗，這種氣候是無法寫作的。張駿祥知道他正在寫《家》，就為他找了一個適宜寫作的地方。

　　在重慶東邊十多公里的地方，長江邊上的一個小碼頭——唐家沱，這裡停泊著一艘輪船。張駿祥同船長說好，為曹禺在船上找了一個空房間，並囑咐船長照顧好曹禺。就這樣，曹禺就搬到這艘江輪上來住。

　　唐家沱，確是一個幽靜的地方。長江兩岸高山聳立，江水汩汩地流著，清爽的江風陣陣吹來，有時，使人忘卻正是炎熱的夏季。從山上不時傳來杜鵑的啼叫聲，愈顯得這裡的靜謐和安適。特別是清晨和夜晚，更是出奇的寧靜。而在月夜中，一輪皓月當空，映著長江流水，真是一個詩的境界。曹禺回憶說：我記得是1942年，重慶的酷熱如蒸的日子，我在重慶附近唐家沱的長江上浮泊著的一隻江輪裡，俯撲在一張餐桌上，寫著這個劇本。那是一個不大的江輪的餐廳，早晚都很清靜，只有中午和黃昏時，一些拖船的水手和我一同進餐。他們見我打著赤膊，背上流著一串一串的汗珠，還在晝夜不停地寫，一位中年人驚訝地說：「真是！你們寫戲的，原來也很辛苦啊！」這一生，我忘卻許多應該忘記的事情，但這一句話，不知是否為了它的誠懇，我卻一直記得。

　　在江輪上，大約住了三個月，度過了整整一個夏天。他沉浸在寫作中，就覺得日子過得很快，好像一天沒有寫出多少，就匆匆過去了。偶爾，張駿祥、吳祖光、張瑞芳、餘克稷來看望他，朋友聚在一起，熱鬧一番，使他得以鬆弛一下。但最能給他以慰藉的就是方瑞的來信了。那時，方瑞已成為他「所愛的朋友」。還在寫《北京人》時，方瑞就為他抄寫稿件了，間或也做些小小的改動。看到那清秀的筆跡，就像看到她的人一樣。方瑞的信來了，厚厚的一疊稿紙，把抄好的《家》的片斷寄來，當然，還有她的關懷和友愛。曹禺把《家》寫出一個段落，就把手稿寄給她，由她抄好再寄回來，這大概就是他們藉以互相鼓勵、互相愛慕的一種方式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給他帶來的是春天的氣息，溫柔的暖意。每當他坐在餐桌上，進入寫作的情景之中，這種愛的芳馨也滲入劇作中來，特別是瑞玨的形象和他「所愛的朋友」粘連在一起了。《家》是這樣描寫瑞玨的：是圓圓臉，潔白微帶著紅暈的面腮，高高鼻樑，襯托著不大不小的一對雙眼皮的眼，厚厚的嘴唇十分敏感，……舉止十分端凝，端凝中又不免露出一點點孩提的稚氣。黑黑的眸子閃著慈媚的光彩，和藹而溫厚。……她微顰著眉，柔和的臉上泛起一脈淡淡的愁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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