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62)_學達書庫

六二

　　儘管他那時已經和鄭秀產生了深刻的感情裂痕，常常使他陷入苦悶之中。但是，教學生活卻給他帶來了幸福和愉快。他一旦和學生在一起，他的愁苦便一掃而光了。學生在暗地裡是同情他的，都是些大學生了，他們也感到萬老師和鄭秀是很難共處的。兩個人生活方式不一樣，脾氣性格不一樣，沒有共同語言。也許他們偏袒著老師，覺得鄭師母對萬老師照顧不夠。他總是穿著一件破舊的棉袍，穿著破襪子。學生們都希望有人能照顧萬老師。這時，學生們也知道萬老師和鄧譯生有往來，朦朦朧朧中，覺得他們倆應該好，都幫著萬老師隱瞞，不讓鄭師母發現。有時，他們看到萬老師和鄧譯生在一起，就自動走開了，好像還在暗中成全著他們。他們也並不認為鄭師母就是什麼一個不好的人，只是覺得萬老師和這位師母作為夫妻生活在一起是難以為繼了。

　　江安的生活畢竟是單調的，眼看著黃佐臨、金韻芝夫婦走了，張駿祥走了，同他朝夕相處的朋友一一離去，曹禺的孤獨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家庭生活帶來的痛苦便顯得格外突出了。他有著愛的慰藉，但卻藏在心裡，這種愛近在咫尺，但又隔著萬水千山。

　　也許可告慰於他的，是創作。《蛻變》出版了，這是在抗戰以來出版的第一部劇作，好不容易啊！在那紙張匱乏，出版業凋零的境況下，他的老朋友巴金把《蛻變》印了出來，這已使他感激莫名了。但更使他感動的，是巴金親自為《蛻變》寫了《後記》。這《後記》凝聚著巴金真摯的友情，真像一團火，溫暖著曹禺的心。

　　巴金是這樣寫的：

　　《曹禺戲劇集》是我替作者編輯的，我喜歡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瞭解他的為人，他的生活態度和創作態度。我相信我來做這工作，還不會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的。從《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讀者，他的每一本戲都是經過我和另一個朋友的手送到讀者面前的。他相信我們，如人相信他的真實的朋友。但這本《蛻變》卻是例外，它到我的眼前時，劇中人物和故事已成了各處知識分子談話的資料了。我攤開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南城角寄寓的電燈下，一口氣讀完了《蛻變》，我忘記夜深，忘記眼痛，忘記疲倦，我心裡充滿了快樂，我眼前閃爍著光亮，作者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希望。

　　我最近在作者家裡過了六天安靜的日子，每夜在一間樓房裡我們隔著一張寫字臺對面坐著，望著一盞清油燈的搖晃的微光，談到九、十點鐘。我們談了許多事情，我們也從《雷雨》談到《蛻變》，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門大街14號南屋中那間用藍紙糊壁的陰暗小屋裡，翻讀《雷雨》原稿的情形。……《雷雨》是這樣地感動著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現在讀《蛻變》我也禁不住淚水浮出眼瞼。但我可以說這淚水裡面已沒有悲哀的成分了。這劇本抓住了我的靈魂，我是被感動，我慚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著大的勇氣。

　　六年來作者的確走了不少的路程。這四個劇本就是四方紀程碑。現在我很高興地把《蛻變》介紹給讀者，讓希望亮在每個人的面前。

　　巴金於1940年12月16日，在重慶曹禺讀著這篇《後記》，淚水浸潤著他的眼睛，一股熱流注入他的心田。同時，也把他帶入甜美的回憶之中。在六年來的創作路程上，每一部劇作問世，都有著巴金的友誼。是巴金把他的一部又一部的作品送到讀者手中。無論什麼時候，他都從這位朋友那裡得到默默的而且是最有力的支持。一個多月前，他和巴金在江安聚會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了。六天，難忘的六天的相聚：

　　1940年11月初，江安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巴金來了，曹禺知道他從上海到重慶，就約這位老朋友到江安來玩玩。幾年不見了，好像都發現對方又蒼老了些似的。巴金一路風塵僕僕，特地跑到這個偏遠的小縣城，看望這個他尊重而親愛的老弟，有說不完的話。從戰爭開始，他們就沒再見面了，三年的光景，比30年還要漫長。戰時的兵荒馬亂，悽愴逃亡，每過一天，都使他們帶著深重的憂慮和不安。憂國憂民的焦慮，嘔心瀝血的呐喊，分分秒秒都未曾偷閒。他們不是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卻像士兵那樣地戰鬥著。

　　但是，用什麼來招待這位遠方來的兄長？這裡既沒有東來順的涮羊肉，更沒有廣和樓的京劇，就是這樣一個小城，這樣一個清幽的薨廬。但這裡，有一群學生們的赤誠，一聽說巴金來了，學生們就都來看望他，當然，也有劇校的老師。白天，客人應接不暇，只有夜晚，在清油燈下，才是他們互相傾談的時間。

　　在曹禺寫作的小房間裡，在幽暗的燈光下，在夜色的朦朧中，談著，不停地談著。這大概是人生中最高的享受了。巴金把吳天改編的《家》的劇本帶來了，曹禺讀過感到不滿足，便談《家》的改編，他要親自改編，大概曹禺是想以此為他們的友誼再添上一把火。對巴金來說，這自然也是最快慰的。如果說，巴金這次來江安有什麼收穫，那就是他又催促著一部新的劇作的誕生。曹禺談到這次同巴金的會面時說：巴金到我家來了，把吳天改編的《家》帶來了。我看過，覺得它太「忠實」於原著了。我和巴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心想應該由我來改編，不能說是他請我來改編，我也意識到這是朋友間油然而生的責任，我說我試試看，巴金是支持我的。他的小說《家》我早就讀完，但我不懂得覺慧，巴金跟我談了他寫《家》的情形。談了覺慧、覺新、覺民這些兄弟，還告訴我該怎麼改。

　　巴金這次來江安，我們談得太投機了。每天都談得很晚很晚，雖然是冬天，小屋裡只有清油燈的微光，但是每次想起來，總覺得那小屋裡很暖很暖，也很光亮。巴金的到來，給曹禺帶來友誼的溫暖和關懷，也給他帶來新的創作課題，開始了對《家》的改編的醞釀。但是，江安的環境是越來越險惡了。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了，重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撤退到延安和香港，而留下來的同志在更艱苦的環境中同國民黨的頑固派進行鬥爭。

　　江安的政治空氣也緊張起來。「皖南事變」不久，中共川南地下黨組織就遭到破壞，國立劇專也成為國民黨特務監視的重點。張安國回憶說：「1941年瀘縣中心縣委書記被捕叛變了，江安的黨組織也受到影響，江安縣委書記被捕，敵人掌握了江安一些黨員的名單，劇專的黨組織也遭到破壞，有的黨員像方琯德等得到通知，迅速逃離江安。」在劇專黨組織未遭到破壞之前，劇專訓導主任張秉鈞之流，就從暗中監視著進步學生的活動，以「戰時學生貸金」為誘餌，誘騙學生參加國民黨。劇專的地下黨支部曾領導學生展開鬥爭，那氣氛已是相當緊張的。曹禺雖然不曾捲入這鬥爭的漩渦，但實際上，暗中也被監視著。在這期間，還發生一起搜查曹禺家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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