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61)_學達書庫

六一

　　《新華日報》發表了茜萍的《關於<北京人>》，似乎是針對抗戰八股式的批評，著重肯定了《北京人》的社會意義：「抗戰期間固然應該多寫活生生的英勇戰績和抗戰人物，但也不妨寫些暴露舊社會黑暗面的劇本，去驚醒那些被舊社會底桎梏束縛得喘不過氣來的人們，助之走向太陽，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還有他的老同學靳以寫的《<北京人>》，這是以「紀念我們二十年的友誼」的名義而寫的。也許他們從中學就在一起，彼此瞭解，更瞭解彼此的家庭以及親戚朋友，所以靳以對曹禺筆下的人物就有比較深切的理解。他這樣說：「這是一本書，一齣戲，可是故事卻存在我們廣闊的人海裡，那些人物都活生生地在我們身邊。不信你看，不是有那樣忘記了生而想著死的老頭子，那樣懶惰無用的廢人，那樣潑辣惡毒的婦女，還有那可憐無告的老小姐麼？」他對曾皓、文清、江泰、思懿、愫方都有鞭辟入裡的分析，是為人所未曾這樣做過的人物分析。

　　但是，《北京人》這樣一個劇作，出現在那樣一個時代，確使一些批評家感到不好理解。胡風的批評歷來都是艱澀的，有時又未免苛刻，他說：「作者所寫的那個封建家庭（封建社會），看來錯綜複雜，但其實是過於孤立了一點，因而那些人物看來鬚眉畢肖，但其實是單純化了一點。那樣一個大家庭，和整個封建勢力並沒有彼此扭結的血緣關係，只是關起門來開演一個悲劇，而對於暴發戶的資本主義，並沒有在活的社會交涉裡面表現出它底抵抗和迎合，只是單純地負了一筆債和付債底威逼，而且這也不過僅僅盡了促成這個悲劇上的一點觀念上的作用。至於當時應有的民族鬥爭和社會鬥爭的政治浪潮，在這裡沒有起一點影響……」這些，看來都是一種過分的要求了。但是，胡風的批評中也有獨具慧眼的地方，他說：「作者的對於藝術創作的理解和他的藝術才能，在他，正和現實主義的藝術理論相合，創作出的主題，只能有機地表現在人物的心理鬥爭或性格變化上面；在他的筆下，人物的動作，言語，都是為了息息相關的彼此的心理動向。

　　就《北京人》說，雖然在嚴格的藝術要求上還不免有一些浪費的地方，和為了交代情節的拼湊的地方，但他決不使他的人物喪失了自己。決不使他的人物成為概念的留聲機。即令那完全是從概念造出來的人物罷，好像他也能夠把那概念變成某一程度的活的心理狀態。用具體的語言和適當的動作，使觀眾得到一個好像那是具有真實性的人物的假像，這是藝術家的最寶貴的才能，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恐怕也值得某些劇作家認真學習的。」對一部作品的批評，特別是當代人當時的批評，是總難免有種種局限的。當代的批評有它的優點，但是，又往往帶有它的弱點。即便像荃麟對《北京人》的批評，也難免那種機械的批評。他批評作者由於「沒有把它的人物放到更大的社會鬥爭中去發展，因而作者所企圖達到的劇本的社會意義，就不能儘量發揮出來。作品人物應該具有的社會典型性格，也不能達到更完善的程度」。「這劇本給予我們的印象，多少還只是一個家庭的悲劇，要從這家庭的悲劇去看社會的悲劇命運，卻是不夠明確和具體」。一方面他看到《北京人》「是一般公式主義的作品所不能望其項背的」，一方面他又用公式來要求《北京人》，這種矛盾現象是頗令人費解的。正是這種批評的矛盾，深刻地反映著當時理論上的矛盾。楊晦的批評也是這樣，他同樣讚賞曹禺的才能，但也說：「我們讀《北京人》，特別看出曹禺的藝術修養之高，也特別看出他對於社會問題的不能把握，這又怎麼損壞了他的藝術成就！」他甚至認為作者的「心情，也可以說他的懷戀，都回到中國舊的封建社會、封建道德與封建情感上去，好像憑弔往古一般，極其低回婉轉之致」，「他無

　　當然，這樣的一些批評，曹禺又該怎樣地想呢？又該怎樣地對待呢？從《日出》之後，他再不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辯誣了，他只有緘默。但是，他心中是有他的主見的。

　　對《北京人》的真正的思想藝術價值的肯定和發掘，還有待歷史的檢驗！

　　【第二十一章同巴金的友誼】

　　江安的生活是清苦的。

　　戰時物價騰湧，錢是越來越不值錢了。會鑽營的去做投機買賣，撈外塊，可是對窮教員來說，日子過得就艱難了，對學生來說，那就更困厄了。戰區來的學生有貸金，自己申請，等工作了再還。開始時每月8元，4元錢的伙食，4元錢零用，還可勉強維持。後來提高到70元的貸金，但連飯也吃不到了。非戰區的有家的學生，是連貸金也沒有的。總不能餓飯啊！就搞點實物演出，農民來看戲，就拿著白薯、白菜、雞等來看戲，當地的紳士也有時送半隻豬來，這樣，星期天就能打上一次牙祭，真是神仙過的日子了。曹禺是教授級，日子還可以維持，但他看著學生的清苦，打心裡是憐愛的。即使在最艱苦的日子，學生還在那裡勤奮地讀書，有時連夜地排戲演戲。作為一個教師，財學生最深厚的愛便是把自己的知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們，使他們成才。除了指導學生排戲演戲，那就是教課，他教的課程門類是夠多的了，《西洋戲劇史》、《編劇技巧》、《名劇選讀》，等等。

　　在他的學生中，流傳著關於曹禺教書育人的種種事蹟：呂恩說，那時我們許多學生都是慕萬老師的名而報考劇校的。他講課講得很精采，上午四堂課，他只在中間休息一次，但往往是一氣呵成，講得有聲有色，邊講邊表演。沒有翻譯過來的劇本，他自己就朗讀原文。萬老師好讀書，戲劇方面的東西，他太精通了。在江安時，他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一個手不釋卷的學者。

　　范啟新說，萬先生講課，那真可謂口若懸河。他看得多，隨手拈來，旁徵博引，而分析起作品來又是那麼細緻入微。他講得傳神，我記得他講戲劇概論，常提到的劇作家和劇作，有匈牙利的摩爾納的《百合花》，法國班拿的劇本也介紹得比較多。班拿是所謂靜默學派，沒有大的動作，重視心理分析，像班拿的《妒誤》，是黎烈文翻譯的，萬先生就介紹過。他說他很喜歡這個劇本，這樣的戲使人感到親切得很，我覺得《北京人》就有班拿劇作的影響。還有班拿的《瑪亭》，袁昌英翻譯過，他講的時候都入了迷，沉浸在戲劇情境之中，大家也如癡如醉了。冀淑平回憶說，萬先生給我們講西洋戲劇史，他是從希臘悲劇講起的，他對希臘悲劇可以說有一種獨到的體會。他不是一般地介紹，而是讓你感到其中的悲劇精神。我們最喜歡聽他的課，別的班都來聽，他講課講到高興的時候，就用右手揪著右耳朵上的一個小肉瘤，眨著眼，神采飛揚，全神貫注，我們這些學生也都「入戲」了。

　　陳永係回憶說，萬先生教的課很多，他教編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講錯綜心理，錯綜感情，都是一般戲劇理論書中很難看到的，聽起來很新鮮。他結合著許多劇本許多人物來講，說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才不一般化。他講究戲的跌宕和節奏，韻味和分寸。他看卷子也很仔細，那時，每學期我們都要寫一個劇本，他批改得很認真，很仔細，哪個地方好，哪個地方不好，哪個地方還得推敲，都批得詳詳細細。那麼多學生的卷子，他都那麼精心去改，他是十分負責任的。他對學生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張家浩寫了一個劇本交給他看，這個劇本叫《紅色馬》，講一個愛國志士，打入日本軍隊中去刺探情報，經歷各種風險把情報搞了出來，其中用了不少驚險的技巧。曹禺看過，找到張家浩說：「下次你再寫這樣的劇本，就不要拿給我看。」他是希望學生在開始寫戲的時候，就要有所追求，在思想和藝術上有真正的追求，而不要搞那些表面上熱熱鬧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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