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60)_學達書庫

六〇

　　他對《北京人》究竟是喜劇、悲劇還是悲喜劇的看法，最初同顏振奮談起時，說到《北京人》的「喜劇空氣」，那是他自己順便談到的。稍過些時候，他又同張葆莘談到這個問題：「《北京人》可能是喜劇，不是悲劇，裡邊有些人物也是喜劇的，應當讓觀眾老笑。在生活中，老子死了，是悲劇；但如果導演處理成為舞臺上的喜劇的話，臺上在哭老子，觀眾也會笑。」我曾經同他直截了當地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談得也很爽快：《北京人》，我認為是出喜劇。我寫的時候是很清楚的，寫的就是喜劇。有什麼可悲的呢？該死的死了，該跑的跑了。杜家把棺材搶到手裡，他家的那個老頭子也死了。曾皓還說等到明年開春如何如何，用不著等到明年開春，他也就該死了，他不會活了。應當死的死了，有什麼可悲的呢？好人活著，壞人死去，這不是喜劇又是什麼呢？當然，它的情調比較低沉。這是時代給的低沉，但是從整個戲劇的基調來看，這是個喜劇。當然不能按照莫裡哀的喜劇來衡量它，有各種喜劇，有各種對喜劇的說法。好人得好報，壞人得壞報。惡有惡報，善有善終，這是好事，這也是喜劇。何況在戲中有不少喜劇的資料。它不像《雷雨》那樣嚴肅正經，開玩笑的地方很多。江泰、袁圓都帶來許多笑聲。曾霆夫婦的離婚，這一對小夫妻很悲哀，但是不離婚，豈不更糟糕！思懿是地道的喜劇人物，她很正經地演出她的喜劇。這個人物在舊社會也不是沒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她為人很壞，品質不好。如果沒有她，這個家早就完了。……這個人一輩子是很可笑的。那麼大的年紀還要生個小孩，看來似乎滑稽，但人生往往如此離奇。所以說，人生是複雜的，人物性格也是複雜的。文清那麼恨思懿，愛愫方，但是他出走之前，又使思懿懷了孕。如果說過去生曾霆，那還是可以理解的，怎麼又要添第二個孩子呢？這怎麼解釋？看來是很奇怪的。世上的事就是這麼複雜。有所謂「怨偶」，夫妻天天吵架，甚至到互相仇視的地步，但是，又在一起生上多少個孩子。

　　我覺得《北京人》是一齣喜劇，正如我認為《羅密歐與朱麗葉》是喜劇一樣。《羅》劇中不少人死了，但卻給人一種生氣勃勃的青春氣息，所以是喜劇。我覺得喜劇是多種多樣的。莎士比亞的喜劇是浪漫的喜劇，針對社會的現實，又在幻想中對人性進行描寫或作善意的嘲諷。莫裡哀的喜劇是針對當時的社會和宗教，針對當時貴族人物和暴發戶的醜態進行諷刺，從中找出許多可笑的地方加以對比，成為喜劇。果戈理的喜劇帶有沙俄時代的風味，只有沙俄時代才會產生《欽差大臣》這樣的喜劇，他對沙俄時代的官僚政治進行辛辣的尖銳的諷剌。總之，喜劇都是使人發笑的，使人感到人性的可笑，行為的乖謬和愚蠢。我說《北京人》是喜劇，因為劇中人物該死的都死了，不該死的繼續活下去，找到了生路，這難道不是喜劇嗎？

　　曹禺自己對《北京人》是喜劇的看法，既有他當時創作的審美感受，又有著後來的思索，但是，學術界、戲劇界卻對此有所爭論。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家對自己創作的審美感受，卻是值得令人探索的，起碼它可以啟示人們去揭開《北京人》戲劇內涵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去把握它的創作特色，更好地理解他的戲劇創作歷程中的發展變化。

　　《北京人》的首演，也是由張駿祥執導的。但那時張駿祥已經不在劇校了。

　　劇校躲在江安這樣一個偏遠的小城裡，是太閉塞了，而劇校的腐敗情形，使得一些有作為的老師失去信心。據張駿祥回憶說：「那時師生對餘上沅也不滿意，當然，他也沒有壓迫我們，但他把學校弄到江安這個地方，我是很反感的。遠離社會，脫離文藝界，什麼也看不到，跟外界脫離，學生也都有意見。那時，我就想非出去不可，最初還沒想到去重慶，黃佐臨夫婦已經去上海了，乾脆就去上海。原來就有個想法，搞個像莫斯科小劇院那樣的劇院，學生稱之謂『黃萬張小劇院』的，現在，都成為泡影了。到了重慶，陽翰笙同志通過鳳子對我說，不要去上海，就這樣辦起中央青年劇社來。那時，我就憋了一股氣，非幹出個樣子來不可。家寶在那裡趕寫《北京人》，他也有那麼一股勁。我把劇校的畢業生，也有沒畢業的都找來，李恩傑就是偷著爬牆頭跑出來的，餘上沅又是阻攔，又是打電報，張家浩也是這次出來參加『中青』的。就這樣，排起了《北京人》。」1941年10月24日，《北京人》在重慶抗建禮堂首次公演，導演張駿祥，張瑞芳飾愫方，江村飾曾文清，沈揚飾曾皓，趙蘊如飾曾思懿，耿震飾江泰，鄧宛生飾袁圓，傅慧珍飾陳奶媽，蔣韻笙飾曾文彩，張雁飾袁任敢。這齣戲公演之後，轟動了重慶，接連演了三四十場。

　　《新華日報》最早刊登了柳亞子先生的《<北京人>禮贊》（1941年12月13日），這是一篇用詩歌寫的劇評。他對《北京人》的主題作了富於詩意的概括和發揮：舊社會，已崩潰；新世界，要起來！只有你，偉大的北京人呀，繼承老祖宗的光榮，還展開著時代的未來。

　　破碎的大家庭，已面對著不可避免的摧殘！老虎的白髮翁，還依戀著古舊的棺材！長舌的皙婦，自殺的懦夫，都表現著舊社會的不才！只有偉大的北京人呀！一分力，一分光，正胚胎著時代的未來！

　　多情的小姐，洗淨她過去的悲哀！被壓迫的小媳婦兒，衝破了禮教的範圍！跟著你，偉大的北京人呀！指點著光明的前路，好走向時代的未來！

　　茅盾沒有看到演出，他讀到這個劇本便寫了一篇簡短的劇評，他的看法是頗有見地的。他以為《北京人》「作者又回到從來一貫的作風。這是可喜的」。他還說，曾皓、曾文清、江泰等「這一群人物，寫得非常出色，每人的思想意識情感，都刻寫得非常細膩，非常鮮明。他們是有血有肉的人物，無疑問的，這是作者極大的成功」。「曾家一家人的無色彩的貧血的生活，就像一個槌子，將打擊了觀眾的心靈，使他們戰慄，當然亦將促起他們猛省，用更深刻的一點眼光看看他們周圍的社會和人生。不，絕不能低估《北京人》的價值，低估它的社會意義。」大概，這是最早對《北京人》的評論了。當然，茅盾也提出了問題，一是袁家父女，「他們的思想意識，在我們這個社會裡，相當於哪一類人？」二是，「究竟在養心齋以外的世界是怎樣一個世界，是什麼變化在進行著？我們還不能得到一個明晰的印象」。三是「『北京人』既是象徵，他象徵了什麼」？出現評論較多的時候是在1942年再度公演之後。此次再演，同首演間隔不久，只有兩個多月，即在1942年2月，它依然「轟動著重慶愛好戲劇的觀眾」。據張瑞芳回憶說：「周恩來同志幾次去看了演出，他很喜歡這齣戲，印象很好。記得他還對曹禺說過：『你還在嚮往原始共產主義哪，我們現在已有了延安了。』他雖然提出了意見，卻並沒有要求曹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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