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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第二十章 登上峰巔】

  一部傑作的誕生,決不是一時感情衝動的產物,更不是對現實進行即興速寫的結果。譬如地震的爆發,是漫長的地殼運動中產生著強大的地應力,而這種強大地應力的長期集中又造成巨大彈性應變能,在岩石中積聚著、蘊蓄著,直到岩石再也不能支撐自己,便爆發了地震。創作也是這樣,也要經歷這樣一個積聚,貯蓄的過程。愈是優秀的作品,愈是經過長年的積累、觀察、思考和孕育,《北京人》就是這樣。關於《北京人》的素材來源,曾有過種種猜測。曹禺就此也陸陸續續地回答過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

  他說:我寫《北京人》主要取自我的老同學孫毓棠的外祖父徐家。1930年暑假,我和孫毓棠一起參加清華大學的考試,就住在他的外祖父家裡。毓棠的外祖父也可以說是清朝的遺老,那時他做著中山公園的董事。每天,他都去中山公園喝茶、聊天,過著清閒的生活。徐家的少爺、小姐不少,但是,家都破敗了,夜晚,經常有人把家裡的東西偷出去賣。雖然,已經失去了徐家祖輩的榮華富貴和家運旺盛的繁榮,但是徐家的陳設,仍然是十分講究的,處處都是古色古香,即使房屋的構造、格局,都能看出昔日的威嚴,棟樑上也留著過去金碧輝煌的痕跡,就像我在《北京人》中所寫的。當然,也不都是取自徐家,像曾皓,就有我父親的影子。《北京人》的寫作,也可以說是「雜取種種人」。不過,他一向最醉心的還是寫出人物性格,特別是寫出人物的靈魂。《北京人》就是要寫「活人,有靈魂的活人」,能「抓牢」讀者觀眾靈魂的活人。他是這樣說的:你問我《北京人》是怎麼寫出來的?這是很難用幾句話說清楚的,甚至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不過那時有一種想法,還是要寫人。一切戲劇都離不開寫人物,而我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靈魂、人的心理、人的內心隱秘、內心世界的細微的感情寫出來。這個戲中的人物,大都在生活中有著他們的原型,或者說影子吧。我說曾皓就有我父親的影子,也有別的人的。我曾看到一位教授,他和一個年輕的姑娘有一些感情上的瓜葛;我看出他是在剝奪別人的感情,這件事曾經使我感觸很深。我就是由他的靈魂,引起聯想,開掘了曾皓的卑鄙的靈魂,把他內心深處的卑鄙自私挖出來。這個教授並沒有多少故事,也沒有什麼驚險熱鬧的東西。那時,我還碰到一個女孩子,年齡稍大些了,沒有出嫁,住在姨夫家裡。當然,這個姑娘不像愫方那樣,但有些相似吧!就這樣把曾皓和愫方連在一起了。

  我曾對你說過徐家,那的確是一個大家庭,他家的宅院是一個套院連著一個套院,真是深宅大院。但的確敗落了,不知怎麼就又和耗子連起來了。這個家就是被耗子咬空了。徐家的少爺、小姐賭博,抽鴉片煙,把家中的東西、古董玩物拿出去變賣,這些少爺就有曾文清的影子,他懶得要死,成天無所事事。守著家,吃,偷、拿、玩,是廢物,典型的廢物,真像耗子。但是,這些少爺,沒有曾文清那樣的文雅。對這些人之所以印象深刻,這同我的大哥也多少有些關係,曾文清身上也有我那位大哥的影子。我那位大哥,是學法律的,抽鴉片煙,一輩子什麼事也沒做成。大概我的父親也是恨鐵不成鋼,有一次,父子衝突起來,父親把大哥的腿踢斷了。結果,大哥出走了,從天津跑到東北哈爾濱,過了一冬天,又回到天津來了。他大概也是混不出什麼名堂又回來的。但是他又不敢回家。

  後來,還是母親把他找回家裡。大哥依然故我;惡習未改,他有一次抽鴉片煙又被父親看到了,父親就跪倒在他面前說:「我是你的兒子,你是我的父親,我求你再也別抽了!」這些,我都寫進去了。還有一次曹禺帶著很沉深的感情,談到愫方的塑造: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說是用我的心靈塑造成的。我是根據我死去的愛人方瑞來寫愫方的。為什麼起名叫愫方,「愫」是她取了她母親的名字「方素悌」中的「愫」;方,是她母親的姓,她母親是方苞的後代。方瑞也出身于一個有名望的家庭裡,她是安徽著名書法家鄧石如先生的重孫女,能寫一手好字,能畫山水畫,這都和她的家教有關。她是很文靜的,這點已融入愫方的性格之中。她不像愫方那樣的具有一種堅強的耐性,也沒有愫方那麼痛苦。但方瑞的個性,是我寫愫方的依據,我是把我對她的感情、思戀都寫進了愫方的形象裡,我是想著方瑞而寫愫方的。我把她放到曾家那樣一個環境來寫,這樣,愫方就既像方瑞又不像方瑞了。方瑞的家庭和愫方的家庭不完全相同,她的妹妹鄧宛生和她性格不一樣,是很開朗的活潑的,當時是一個很進步的學生。袁圓的性格也有她妹妹的影子。沒有方瑞,是寫不出來愫方的。

  曹禺的劇作,有他獨到的藝術經驗。但是,傾心於人物,也可以說是歷來劇作家所關心的。特別是傑出的劇作家大都由於寫了名垂千古的人物而傳留後世。但是,這樣的成功秘訣,並不見得都能為人得到,有人知道卻不去做或者不能做到,這就是差別和距離。在中國的劇作家中,肯於為此而嘔心瀝血的劇作家並不多見。在生活中,他留心的是人,引起愛憎的也是人。他不是冷靜地客觀地去寫人,他的愛憎,他的痛苦和苦悶都揉進他的人物裡。他對方瑞的愛,寫成他的愫方,但是,愫方中也有他自己的時代的苦痛。愫方的孤獨,也凝聚著他的孤獨感,那從小就有的孤獨感。他說:《北京人》中的號聲,是我在宣化生活中得來的,那時天天聽到號聲。每聽到這種號聲,說是產生一種悲涼感,不是;感傷,也不是;是一種孤獨感。我童年常有這種孤獨感,這種印象是太深太深了,就寫進愫方的感受之中,寫到戲的情境之中。不知是誰說的,作家筆下的人物都有著他自己,他寫的每個人物,寫的是別人,也是寫著他自己,曹禺也是這樣。他談到江泰時說:

  江泰是根據我在抗戰時在四川的一小小城裡,遇到的一個法國留學生作為原型而寫出來的。這個法國留學生和他愛人住在他老丈人家裡,是一個樂天派。每次見到我,都是東拉西扯,談得興高采烈,不像江泰那樣滿腹牢騷。我父親還認識一個法國留學生,是研究科學的。在那個時代,搞科學的人是很不得志的,他不會做官,很失意,常常和我父親在一起窮聊。江泰這個人物就是取材於這些生活中的人物,其中當然也包括我的某些幻想。思懿這個人物在生活中也有原型,這種人我見得很多。印象最深的是某個學校的校長夫人,嘴很刻薄,但不是那麼兇殘。劇中其他人物如瑞貞和曾霆也是我在生活中見到的人物。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哥哥三十六七歲,就有一對十七八歲的兒子和兒媳,他們叫我叔叔,這對小夫妻缺乏愛情,兒媳經常回娘家去,後來,我聽說一個自殺了,一個病死了。我沒有把瑞貞和曾霆寫成這樣,因為我不忍心這樣寫他們,那樣寫就太殘忍了。我寫瑞貞,讓她從那個大家庭掙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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