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57)_學達書庫

五七

　　譯生的到來，在交往中，她給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在不知不覺、不聲不響中，他們在心中相愛了。《北京人》中的愫方，就有著譯生性格的投影。曹禺是這樣描寫愫方的：見過她的人第一個印象便是她的「哀靜」。蒼白的臉上宛若一片明靜的秋水，裡面瑩然可見清深藻麗的河床。她的心靈是深深埋著豐富的寶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豐富的寶藏也坦白無餘的流露出來，從不加一點修飾。她時常憂鬱地望著天，詩畫驅不走眼底的沉滯。像整日籠罩在一片迷離的秋霧裡，誰也猜不透她心底壓抑著多少苦痛的願望與哀思，她是異常的緘默。……一種驚人的耐性，……她溫厚而慷慨，時常忘卻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撫愛著和她同樣不幸的人們。然而她並不懦弱，她的固執在她無盡的耐性中時常倔強地表露出來。

　　她的服飾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藍嗶嘰織著淡灰斑點的舊旗袍，寬大適體。她人瘦小，圓臉，大眼睛，驀看怯怯的，十分動人矜惜。她已過三十，依然保持著昔日閨秀的幽麗，談話聲音溫婉動聽，但多半在無言的微笑中靜聆旁人的話語。

　　曹禺把他對譯生的愛，對譯生的一片癡情，還有譯生的音容笑貌都寫進去了，都寫進愫方的性格血肉之中。愫方不等於譯生，但可以說，沒有譯生就沒有愫方的形象。

　　創作是奇妙的，也是不奇妙的；是偶然的，也是不偶然的；是寫實的，也是不寫實的。許多的因素匯合一起，曹禺又在醞釀著一部新的劇作了。這部新的劇作就是著名的《北京人》。

　　他的學生方琯德是這樣回憶曹禺寫作《北京人》的情景的：「大概是1940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舊城牆邊上的一幢房子裡，曹禺同志寫作了《北京人》。那時候我還只是一個19歲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學生。曹禺同志也不過30歲。他正熱愛著契訶夫，感到時代的苦悶，也憧憬著時代的未來。但他的思想已經不僅僅是停滯在憧憬裡，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為著幸福生活鬥爭的人們。所以他也熱愛我們那樣一群青年人。我們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劇本，寫好一段讀一段給我們聽。我記得江安的夜晚沒有電燈，桌上點著一盞煤油燈，鋪滿了稿紙，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同志以最真摯的心情敘說著愫方的善良，他回憶著充滿生命力的古代人類向自然的鬥爭，對當時的現實的鬥爭充滿了希望。」

　　《北京人》，在曹禺的創作歷程中是一個高峰，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思索才寫出來的。許多人物，許多情景，早就在他的心裡孕育著，浮現著。只是使許多評論家感到奇怪的，是為什麼在抗戰的艱苦階段，他竟然寫出這樣一出「與抗戰無關」的戲？從《蛻變》到《北京人》，似乎是有些令人感到突然。其實，並不奇怪，也並不突然。

　　在這齣戲裡，更深刻地蘊蓄著他對現實的歷史的沉思，更真摯地透露著他的希望，也更深邃地體現著他對戲劇美學的追求。

　　如果說，在寫《蛻變》時，他還有一種天真的樂觀，還有一種激昂的熱忱，憎惡著腐朽的統治、期望著蛻變，來一個蛻舊變新的轉變；那麼，隨著抗日戰爭持久階段的到來，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國民黨消極抗日的醜惡面目，更加厭惡和憎恨官僚政治的黑暗和腐敗。他的戲，一次又一次地被禁演。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把《雷雨》列為「有礙風化，有背時代精神，不合抗戰需要」的劇本，下令「禁止上演及印刷品之出版」。《蛻變》上演經受刁難審查的經歷，使他深深感到寫抗戰戲都會帶來厄運，這又是怎樣一個腐朽而反動的黑暗的統治呵！的確，他的心裡有著深沉的憤慨和悲愴。曹禺說：「寫《北京人》時，我的詛咒比較明確些了，那種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是早晚要進棺材的！他們在爭搶著棺木。而這個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他還說：「也許在寫《北京人》的時候，我朦朧地知道革命在什麼地方了，但嚴格地說，那時我仍還根本不懂得革命。」他的回顧是符合他的思想實際的。

　　戰前，他曾經接觸過一些共產黨人。抗戰爆發後，他所結識的戲劇界的朋友也有些人是共產黨人，他同他們共事，給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徐特立自不必說了，即使他的學生，那些他所熱愛的學生，那些年輕的共產黨人，在民族面臨生死關頭而堅持奮鬥的表現，也給他以鼓舞和力量。特別使他難以忘懷的，是周恩來給予他的關懷和教育。還在1938年的冬天，他就收到周恩來親自寫給他的一封長信。周恩來以老學友的身分，用十分親切的口吻同他談到抗戰的形勢和前途，談到戲劇，並且邀請他到八路軍辦事處去做客。

　　後來，他曾多次見到周恩來，聆聽他的教誨。曹禺回憶他一次到重慶曾家岩八路軍辦事處見到周恩來的情景時說：我由人領著走進一間簡樸的屋子，迎面碰上總理炯炯的目光。國統區是陰沉的，但周先生所在的地方卻陽光明麗。話談到一半，防空警報響了！總理讓我和他一起上山。當我登上山頂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已經向山城扔下許多炸彈，一股股濃煙騰起。面對這樣的屠殺，我鬱悶地說不出話。我望著總理，總理的面容憤慨而嚴峻。他指著火光起處，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殘，告訴我中華兒女必須團結一心，奮起抗日。雖然在當時的重慶，聽不到反擊的炮聲，但是總理的話使我堅強，給我力量。我相信共產黨是堅決要抗戰到底的！從那時起，我靠近了黨。周恩來一直關心著和愛護著這個年輕而有才華的劇作家。周恩來，他是曹禺的革命引路人。

　　由於曹禺同共產黨人的親近，無疑，自然會引起某些人的注意。有一次，在余上沅校長家裡吃飯，飯桌上，餘上沅的一位親戚問曹禺：「你怎麼會那麼喜歡共產黨？」曹禺機智地反問道：「你怎麼會知道我喜歡共產黨！？」實際上，那時國民黨的特務已經在暗中注視著他的行動了。曹禺也免不了文人的清高，甚至還厭惡黨派的鬥爭，但在他的內心裡，他厭惡的是國民黨，敬仰的卻是像周恩來、徐特立那樣的共產黨人。他隱約地感到，是共產黨真正在關心著他，那些年輕的共產黨人在熱愛著他、守護著他，使他在那暗夜中感到溫暖和力量。

　　《北京人》既蘊含著作家的希望和憧憬，又體現著他的對一種戲劇審美境界的追求和嚮往。

　　還在寫《日出》時，他就有一種不可抑制的強烈的美學追求，產生一種令其沉醉的審美嚮往。他說，他「漸漸生出一種對於《雷雨》的厭倦」，「很討厭它的結構」，以為《雷雨》「太像戲」了。還說：「我很想平鋪直敘地寫點東西，想敲碎了我從前拾得那一點點淺薄的技巧，老老實實重新學一點較為深刻的」。那麼，他追求的是怎樣的一種戲劇風格和境界呢？他迷戀的是契訶夫的戲劇，是契訶夫那種戲劇風格和戲劇的境界。「我記起幾年前著了迷，沉醉于柴霍甫（即契訶夫——引者）深邃艱深的藝術裡，一顆沉重的心怎樣為他的戲感動著。讀畢了《三姊妹》，我合上眼，眼前展開那一幅秋天的憂鬱，瑪夏、哀林娜、阿爾加那三個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裡浮起濕潤的憂愁，靜靜地聽著窗外遠遠奏著歡樂的進行曲，那充滿了歡欣的生命的愉快的軍樂漸遠漸微，也消失在空虛裡，靜默中。仿佛年長的姐姐阿爾加喃喃地低述她們生活的挹鬱，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著。我的眼漸為浮起的淚水模糊起來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頭來。然而在這出偉大的戲裡沒有一點張牙舞爪的穿插，走進走出，是活人，有靈魂的活人，不見一段驚心動魄的場面。結構很平淡，劇情人物也沒有什麼起伏開展，卻那樣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幾乎停住了氣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圍裡。我再想拜一個偉大的老師，低首下氣地做個低劣的學徒。」由此，也可見曹禺對契訶夫戲劇的崇拜和沉迷了。他寫《日出》時，就想追求這樣一種境界；但是，他把寫的稿撕毀了，燒掉了。如今，他那種久沉心底的美學嚮往又湧出來了，他要學點平鋪直敘的東西，但又要有著深邃的藝術底蘊。

　　可以說，《北京人》是曹禺寫得最好的劇本了，的確是一部傳世的傑作。關於《北京人》，我們想多費些筆墨，還是讓我們看看曹禺是怎樣談論他所心愛的這部劇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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