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56)_學達書庫

五六

　　觀察生活是他的習慣。他懷中總是揣著一個小本子，隨時把觀察到的種種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談動作筆記下來。每逢江安縣城趕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館裡去，這樣的機會，他是從不放過的。有一次，他看到一個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物，使他發生了興趣，就尾隨在這個人的後邊。這個人原來是江安的一個大地主，叫黃久安。黃久安發現有人在後面盯住他，人又不認識，很奇怪，有點害怕了，就鑽進一個小巷子裡，跑到他的一個親戚家躲藏起來。黃久安的親戚認識曹禺，就告訴黃久安說，「那是劇專的教授萬家寶先生，他在觀察人物呢！」這才使黃久安放下心來。有一次，他對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發生了興趣，看她怎樣推磨，怎麼做漿，又怎樣點鹵，怎樣把豆腐壓出來。這樣，接連觀察了三天，天天在那裡細細地看著、琢磨著，有時還問問這位老婆婆。似乎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了。臨走時，他給了老婆婆一些錢作為酬謝。

　　他對人物是最有興趣的，只要引起他的興趣，他就設法瞭解和接近。張安國回憶說：「《北京人》中的人物是有模特兒的，江安有個知名人物，叫趙子釗，在北京當過國會議員，抗戰時回到江安。他的女婿周寶韓，是個留德的學生，什麼本事也沒有，好吃懶做，就住在老丈人家裡。周寶韓的祖父是李鴻章手下的一員提督，太平天國時，在清朝軍隊裡。周寶韓是個公子哥，他留學是學工程的，學的也不怎麼樣，連個職業也找不到。可是，他那種公子哥的脾氣習性卻依然保留著，後來，才通過同學關係在昆明空軍軍官學校當了一個總務處的小科員。他很像江泰。還有一個清朝的秀才，也是江安的士紳，他叫黃荃齋，是個廩生。他和我父親相識，曹禺就通過我的父親找到他，向他打聽舊式婚姻的禮儀、習俗，問得十分仔細，訂婚是怎麼一個規矩，結婚儀式又是怎麼樣啊！怎麼鬧洞房啊！這恐怕同他準備《家》的創作有些關係。他把這些都記到他的本子上。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間還流傳著曹禺的一些故事。」

　　在江安，最使曹禺感到厭惡的是耗子。四川的老鼠是很有名的，人稱「川耗子」。江安的耗子是夠厲害的，一是個大，二是多，到處都有。在辦公室，在家裡，都有耗子出沒，可謂無孔不入。吳祖光曾專門寫過一篇曹禺和耗子的故事，他說：「曹禺最憎惡、最怕的是什麼？是耗子。」「耗子給他這麼大的刺激不是沒有原因的。前兩年在一個小城裡教書的時候，曹禺已在著手彙集他的歷史劇《三人行》的材料，足足有一個厚本子。可是有一天他偶而打開抽屜時，那本冊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只要我們懂得一個作家怎樣珍惜自己的心血，我們自然也會擔負一半對耗子的忿恨吧？」「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路上碰到曹禺，便一同到學校去。他說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別凶，右肩上時時發抖，這病象的確是不尋常的。下了課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經坐在那裡，說肩上抖得很凶，心裡也不好過。所以告訴學生說胃病犯了，早點下了課。說著說著又抖起來了。他用力一按——『哎呀！』他臉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說我們有多麼驚奇！他匆忙把棉袍脫下扔在地上，掩著臉，一溜煙跑到牆犄角。棉袍裡子上爬著一隻大耗子，已經精神不振，近乎癱瘓狀態。當然是因為天氣冷，耗子鑽進棉袍裡去取暖；因為棉袍裡子破了，耗子一直鑽到棉花裡出不來，卻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

　　吳祖光的回憶自然是真實的，那時，他已是劇專的教師了。吳祖光比曹禺年輕，很尊重曹禺，經常到曹禺家裡吃飯聊天。吳祖光把他的第一部劇作《鳳凰城》寫完，就是請曹禺看的，雖然說這部處女作還不夠成熟，但曹禺卻從中看到吳祖光的才華和一顆火熱的愛國之心。他很快讀完，據說還做了些潤色，但是曹禺卻說：「我是看過，卻不敢說潤色，祖光才氣過人，經歷豐富，中文底子厚實，他讀的書多，看的戲也多，為了寫《鳳凰城》，他還親自去找過苗可秀的母親。那時，我就覺得他的戲寫得很扎實，這是他的第一部戲，以後就一發而不可收，越寫越好了。我是很敬重他的。」至今吳祖光仍然說：「曹禺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師。」的確，他們之間有過一段難忘的友情。

　　吳祖光對曹禺的性格是十分瞭解的，他曾這樣回憶說，「家寶這個人，你同他談話，他時常出神，心不在焉，你問他，他說他沒聽見，他讓你再說一遍。他根本沒聽你講話，他在想他個人的心事，可能正想著戲裡的情節。他有一個動作，他右耳上有一個小肉瘤，俗名子耳，他經常摸著這個肉瘤，一出神就去摸它，張瑞芳曾說，這是曹禺的『靈感包』，一摸它，靈感就來了。他有時還把一張紙疊起來，把頂部揪掉，展開來紙上有一個小洞，他便用這個小孔去套那個『靈感包』，可笑極了。還有，他在平地上走路也摔跤，是因為他的左腿絆了右腿才摔倒的，可能也是心不在焉的緣故。他看戲的時候，也許他就沒看，好戲還是吸引他的。他腦子裡總是想他自己的事，他總是『心有專注』。他膽小，拘謹，怕得罪人。」鄭秀的性格和曹禺是不同的，脾氣急躁，愛清潔，處處都要乾乾淨淨，不大愛看戲。

　　曹禺卻是個不修邊幅的人，生活上的小事很隨便，鄭秀常逼著他換衣服、洗澡，他卻說，「你要講衛生嘛，我偏不講。」鄭秀就把水、肥皂、毛巾、換的衣服都準備得好好的，把他推進浴室裡，把門反鎖上。可是曹禺卻偷偷地帶了一本書進去，一邊看書，一邊撥弄著水，發出嘩嘩的水聲。鄭秀以為他洗澡了，放心了，就去做別的事情，等到回來，看他還沒有洗完出來，打開門一看，原來他抱著書本睡著了。他根本就沒有洗澡，這自然使鄭秀很生氣。但是，你要他改變他的習慣，那也是很難的，他就是這麼一個人。曹禺曾對我說：我這個人，你說性格內在，那也是真的。有點事痛苦極了。我喜歡朋友來，但又怕見人，來了是挺高興的。說我心不在焉，也是有的，人家說的，有時聽進去了，記住了，有時就沒有聽進去。我的記憶力太壞。巴金和我很好，他說話，我很注意聽，才聽進去。從小孤獨，不集中。你說是浪漫型，也有點吧！我好摸我這個「拴馬樁」，張瑞芳管它叫「靈感包」。中國人的老說法，右耳邊上有這個肉瘤是象徵富貴的。後來有人告訴我，常摸它容易得癌症的。寫東西寫不出來就摸，有時摸得都腫起來。我是常走神的，寫東西時思想集中，不走神。我非常怕洗澡，我好看書，所以，老是不願意洗。四川耗子非常厲害。那時挺窮，穿棉袍，把棉袍咬破了，耗子鑽進去，上課的時候覺得癢，討厭極了。我厭惡耗子，寫《北京人》時，就由此產生一種聯想，有人真像耗子那樣過了一輩子。曹禺和鄭秀的結合，已經蘊藏著危機，在他們的共同生活中，由於性格、脾氣、愛好、情趣的不同，矛盾就逐漸突出起來，感情上也出現了裂痕，對於雙方來說，都感到了不愉快。

　　而曹禺的內心痛苦顯得更深些，他不會吵架，甚至不說出來，但卻是十分苦悶的。大約在這樣的時刻，一個年輕的姑娘悄悄地進入曹禺的生活之中。她就是鄧譯生，又叫方瑞。1940年的夏天，她到江安來看望妹妹，妹妹鄧宛生就在劇專學習，表弟方琯德也在這裡。方瑞的父親是個醫生，她的叔叔，以及父親的朋友都是一些教授和學者，像著名的作家楊振聲，還有趙太牟等。她沒有讀過大學，但有著很好的文化教養，練得一筆好字，也善於繪畫。據說趙太牟、楊振聲這些教授都向她的父親提出建議，不要送她上大學，就讓她在家裡讀書，似乎是要把她培養成為中國最後一名精諳國學的閨秀。她長相清秀，性格嬌柔溫厚，不愛說話。她同她的妹妹宛生迥然不同，宛生長得又粗又胖，性格活潑，一刻也不安寧。她一來到江安，就住在方琯德的家裡，吳祖光也同他們住在一個大院裡，對門便是曹禺的住家。

　　方琯德、宛生，還有一些學生，常到曹禺家去，譯生也跟著他們一塊去。這樣，便結識了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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