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53)_學達書庫

五三

　　總之，他認為《蛻變》「是我們抗戰中最成功的一部作品，雖然它存在著一些缺點，但並不足以損害其藝術價值」，「在技術上，我們抗戰中的許多劇作，還沒有出於其右者」。繼之，便是胡風的《<蛻變>一解》。他說：「在《蛻變》裡面，作者曹禺正面地送出了肯定的人物。這不是說他的別的作品裡面沒有送出肯定的人物。但只有在這裡，他的肯定的人物才站在作品構成的中心裡面。更重要的是，只有《蛻變》裡的肯定的人物，才正確地全面地和現實的政治要求結合。或者說，向現實的政治要求突進。作者的藝術追求終於和人民的願望所寄託的政治要求直接地相應，這就構成了劇本的感染力的最基本的要因。」但是，他的筆鋒一轉，便指出「作者所用來表現政治要求的，是一個最突出的問題——傷兵問題」，而作者「所選取來面對著這個嚴重的大問題的人物，又是一個孤單單的女性」，那就是丁大夫。「作者也使她得到了勝利，但他卻用的是只手扭乾坤的方法。那就是『喜從天降』的梁專員的出現」。他認為「這位梁專員，雖然帶著形象的面貌，但與其說他是一個性格，還不如說他是一個權力的化身……由於梁專員，圍繞著她的一切都化腐朽為神奇，於是，由汙暗走到了作者所設想的緊張熱烈，再走到了莊嚴光華的境地。作者不仁，把這位梁專員當作替他卸去歷史負擔的芻狗，這芻狗式的人物，到第三幕第四幕，尤其是第四幕，就侷促地容身無地，因為，作為權力的化身的他的存在，已經不能再有作用了」。

　　最後，胡風說：「就這樣地，作者完成了他的主題，實現了他所企圖的『蛻』舊『變』新的氣象；但可惜的是，這個崇高的人格同時也就淩空而上，離開了這塊大地。她實際上並沒有走過歷史的行程，在這『蛻』舊『變』新的過程裡面，她終於成了一個依命運安排的弱者」。他說，作者「天真地把一個『大團圓』贈給了觀眾。

　　胡風的批評盡可能以同作者保持理解和體察的態度和心情，把它的尖銳的批評結合在一種知痛著熱的文字裡。他說：「但我們自信並非不能理解作者。他經驗了苦痛、興奮和希望，這淤積起來就使他有了創造夢境似的心情。能夠創造光明的夢境者，恐怕非得有向善者善良的心地不可。如果不嫌冒昧，那我就還要說，我們也都有過多多少少類似的經驗的。不過，夢雖然可能是現實人生的昇華，但並不是一切夢都會伸入歷史發展的方向。我們知道藝術創造到底是統一在歷史進程下面的人生認識的一個方式。在別的作品裡面，作者在現實人生裡面瞻望理想，但在這裡，他卻由現實人生向理想躍進。但據我看，他過於興奮，終於滑倒了。」他還說：「我們有權利指出這個劇本的反現實主義的方向，但我們也尊重作者的竟然拋棄了現實主義的熱情，以及由這熱情誕生的創造的氣魄。因而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讀者或觀眾能夠原諒夾雜在這作品裡的人為匠心的雜質，和『善惡到頭終有報』的最卑俗的宣傳主義成分（雖然作者的著眼點大概是為了表現丁大夫的人道主義的仁者的性格）」。最後，他說：「夢，也是好的，因為它是希望的變形。但從夢裡醒來以後，我們應該保存的僅僅是它給與我們的熱力和被它洗淨過的心靈，用這來更堅強地對待赤裸裸的現實的人生。」

　　在胡風這篇讀來雖有些晦澀，但卻不乏詩意熱情的文字裡，也許對作者顯得有些苛刻和挑剔，但確有著他深刻的藝術見地。

　　也許胡風加於《蛻變》的「反現實主義」有些過分刺激了，便有署名菊人的《「反現實主義」的<蛻變>？》，刊登在《文藝先鋒》第2卷第4期上。菊人提出質疑說：「我以為劇作者沒有把梁專員這一人物把握好是事實，它留著『概念化』的痕跡，但這不能說是《蛻變》一劇便成為『反現實主義』的。」稍後，葭水寫了《<蛻變>觀後》，為之辯護說：「要創造一個崇高而又逼真的人物，抑又何難！學者們曾經說，假如耶穌不真有其人，那麼憑空虛構出這樣一位人物來的，這耶穌的創造者，是非比耶穌還要偉大的一位人物不可。在《蛻變》裡，有梁專員、丁大夫、丁昌那樣老中小三輩的男女崇高人物。我們除了說作者曾以偉大的思想培養他自己的精神而後，又以思想作為食糧贈以觀眾，而外，還有什麼可說？尤其是我們這些淪陷久矣、一向腐肉臭魚樹皮草根什麼都吃的人，這樂是多大呢？」

　　還是夏衍更能體察作者，也談得比較客觀些。他說：「那時候正是一個愛國熱潮奔騰澎湃的時代，善良的、充滿著愛國熱情的作者，誰不對祖國的前途樂觀，誰不堅持秦院長和馬登科之流必須『蛻變』！在當時，誰不和他一樣天真？他還接觸到蛻變的舊殼，當時有許多人甚至認為抗戰一開始，這張殼早已簡單地脫掉了呢？」他還說，《蛻變》的第一、三幕，可使人聯想起果戈理的《欽差大臣》，稱讚了《蛻變》的喜劇藝術的創造。在抗戰初期，揭露抗日運動陰暗面最早的，是張天翼的小說《華威先生》，而話劇就當以《蛻變》為首了，而他那燃燒著喜劇性的憤怒的揭露，是真實地接觸到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的腐朽本性的。的確，作家當時還不可能認識到，要真正的「蛻」舊「變」新，必須打碎整個反動國家機器，才能誕生一個新的中國。但是，就其梁公仰、丁大夫的塑造來看，作家的浪漫主義激情，以及他塑造這些人物的藝術經驗，也是不可全然加以抹煞的。呼喚新人的誕生，呼喚一個新的中國，對於曹禺的創作道路來說，已向前邁進了，並提供了新的東西。洪深曾說：「如果我們打算推薦十部必須閱讀的抗戰劇本的話——如果自己限制數目，不使超過十部的話」，那麼，《蛻變》就是其中的一部。

　　《蛻變》脫稿之後，便接到昆明國防劇社的正式邀請，約曹禺去昆明執導《原野》和《黑字二十八》。

　　據當時國防劇社的負責人李濟五回憶：「有一天鳳子和孫毓棠到民國日報社來找我說：『你主持的國防劇社底子厚，有經費，有人力，為了很好地開展話劇運動，為抗日多做一些宣傳工作，我們可以請萬家寶（曹禺）來昆明導演幾場話劇。』我很驚訝地問鳳子：『當真嗎？你們確有把握能把萬先生請來嗎？』鳳子說：『怎麼沒有把握，我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如果你同意，只要以我和聞一多、吳鐵翼（國立藝專校長）三人的名義寫信給他，他就會來的。』」，李濟五請示了他的上級龍秉靈。龍秉靈對話劇不感興趣，但他對曹禺是聞名已久的，便立即答應了。於是，先由鳳子、聞一多和吳鐵翼聯名打電報給曹禺，同時由國防劇社正式發出邀請電報，而實際上在暗中發起動議和支持的，是當時西南聯大的地下黨組織。曹禺還曾經收到聞一多先生的信，信中說：「現在應該是演《原野》的時候了。」間一多還說，演出《原野》就是要鬥爭要反抗，他要親自為《原野》進行舞臺美術設計。

　　曹禺是很高興的。聞一多是他的老前輩，還在清華讀書時，他就讀過先生的《紅燭》和《死水》，而先生的學問更是他所敬佩的。孫毓棠更是老同學老朋友了。他很快就複電接受邀請，國防劇社接到曹禺的回電是193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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