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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因此,這座醫院像一架上鏽的老鐘,公事無法推動,壞人為非作歹,好人情緒消沉。因循懈怠,苟且偷安。「抗戰只半年,在這個小小的病院裡,歷來行政機構的弱點,俱一一暴露出來,迫切等待政府毫不姑息地予以嚴厲的鞭策、糾正和改進」。就在這時,上級派來一位「賢明官吏」、視察專員梁公仰。他是「奉了中央命令,要把這個醫院重新改組。公務員們負責的,繼續工作;不負責的,或者查辦,或者革職」。他暗地查訪了三天,發現了醫院的弊端。他把官僚院長秦仲宣趕跑了,把胡作非為的庶務主任馬登科下了獄,來了個徹底改革。不到三年的時間,使它成為一所規模宏大的傷兵醫院。「今日的幹部大半是富有青年氣質的人們,感謝賢明的新官吏如梁公仰先生者,在這一部分的公務員的心裡,已逐漸培植出一個勇敢的新的負責觀念」。如愛國的丁大夫,本來不滿這裡的腐敗而執意離去的,而在梁公仰的感召下堅定地留下來,忘我地為搶救傷員而工作。她既是一個忘我獻身的醫生,又是一位偉大的母親。這是一部揭露腐朽,催促新生,鼓舞人們抗戰的戲。《蛻變》的遭遇,是曹禺所未能料到的。他滿以為寫一部鼓舞抗戰的劇本,公開上演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但是,《蛻變》的演出卻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百般刁難。

  由曹禺、張駿祥帶著劇組到重慶去演出。真像是一次莊嚴的出征。

  幾隻小木船載著劇組順川江而下,在波濤洶湧的大江上,小船時而為波浪掀起,時而跌下。船夫們小心地駕駛著,繞過險灘,避開礁石。弄不好,便會船毀人亡。就是在這樣風波險惡的航行中,他們還抓緊排練,擠在小小的船艙裡對臺詞。夜晚船停靠在碼頭上,他們還躺在船板上體驗著各自角色的心理和動作。整個劇組熱情高漲極了。

  但是,一到重慶卻遭到冷遇。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重慶演抗戰戲,可當局連演員住處都不給安排,只能住在歇業的澡堂裡,又只能睡地鋪。吃、住、排演場分散在三個地方,每天來回奔跑。一邊排練,一邊聯繫演出劇院,一邊趕作佈景。好不容易把戲院租定了,海報也貼出去了,國民黨當局卻提出要審查。張駿祥回憶說:「《蛻變》公演,國民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不許演出,戲票已經賣出去了,餘上沅奔走,還是要審查。提出十幾個地方要修改,曹禺不幹。最後由餘上沅改了幾個地方,才勉強讓演出了。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此後大顯淫威,就是由《蛻變》開始的。」

  參加審查的,除了潘公展,還有張道藩。那些檢查官老爺們,像狗一樣拚命嗅著,他們提出要修改的地方,一是質問為什麼劇中的後方醫院要寫成是「省立」的,這樣寫是不是要影響政府;二是為什麼院長的小老婆要叫「偽組織」,當時汪精衛已投靠日本,在南京組織起偽中央政府,蔣介石和汪精衛暗中勾結,檢查官老爺以為這是影射蔣汪勾結;三是為什麼丁大夫的兒子丁昌要唱《遊擊隊之歌》;四是最後一幕丁大夫在歡送抗日傷兵病癒後重返前線時,把一個傷兵送她的紅肚兜揮舞著,問為什麼這肚兜是紅色的?還有,潘公展問,為什麼醫院裡不掛蔣委員長像?為什麼末了讓丁大夫說「大都克服了」?這一系列的質問、強迫修改的無理要求,使得曹禺十分氣憤,可以說,他還是第一次面對面地聽到這種無理的指責,這不僅使他感到蒙受侮辱,更使一個充滿正義感的作家的創作尊嚴遭到侵犯。他義正詞嚴地回答他們說:丁大夫為什麼說「大都克服了」?「大都」是北京,收復北京有什麼不好?就是把日本人趕走了嘛!這是我的希望。

  丁大夫搖紅旗?她哪兒有紅旗呀!那是丁大夫治好了一個小傷兵,他祖母感激,送給小丁大夫的一個紅肚兜,是鄉下人的小意思,保護肚子不受涼,歷來兜肚都是紅色的,不用別的顏色。這是風土人情,為什麼要改?

  曹禺據理力爭,寸步不讓。潘公展雖然表面上還裝出一副客氣的樣子,但仍然堅持要他修改。曹禺就毫不客氣地說:「戲怎麼寫?作者最有權利,到底是你們懂戲?還是作者懂戲?寫戲還得聽我們的!」

  經過反復的較量,做了一些小的修改,終於在重慶公演了。正如沈蔚德回憶中說的,「經受住風霜之後的花朵是會更鮮豔的,它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這首先是由於它符合時代要求,鼓舞了人民抗戰救國的熱情。其次,它是曹禺同志繼《雷雨》、《日出》、《原野》之後的一個新戲,也是一個思想性藝術性都較高的好戲。再加上張駿祥這樣一個好導演的藝術再創造,更使這戲生色不少。至於演員,除少數青年教師外,主要是劇專高班同學,不同于專業劇團的演員,但是由於抗戰熱情高漲,態度嚴肅認真,博得了觀眾的好評」。《蛻變》是抗戰初期湧現出來的一個比較成功的劇作,它被許多劇團演出,既有專業劇團,又有業餘劇團,它的演出效果是極好的。

  1941年,上海苦幹劇團的演出尤為激動人心。據記載:「第一場演出,就引起全場愛國熱情的高漲,臺詞不斷為雷動的掌聲所中斷。劇終以後,連續謝幕三次,很多演員和工作人員都在後臺激動得流了淚。《蛻變》的演出,經過整整一個月連續滿座以後,到1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這天,觀眾的愛國熱情出現了新的高潮:當結尾劇中人丁大夫向抗日戰士講話時說到『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時候,池座裡大聲地喊出了愛國口號,一時整個劇場都沸騰起來。閉幕以後,觀眾還不斷鼓掌,許久都不願意離開劇場。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不引起租界當局的注意,到第二天,工部局就橫暴地對《蛻變》發出了禁演令。」

  由此可見,《蛻變》是多麼真摯地反映了廣大群眾的愛國心聲,又是怎樣熱烈地鼓動起群眾的愛國熱情。但是,《蛻變》的演出效果同對它的批評,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是強烈而激動人心的演出效果,一方面卻又是來自批評家一些責難,當然,也有讚賞。如最早的關於《蛻變》的一篇評論,是穀虹的《曹禺的<蛻變>》。他說:「從《雷雨》到《蛻變》,作者所走的道路是進步的,在主題上,從《雷雨》的描寫家庭的悲劇,以至《日出》描寫的社會悲劇,以至《原野》的對於人性的發掘,以至《蛻變》中新人的產生,已是逐漸進入了正確性和積極性。在《蛻變》裡,劇的衝突,已不僅是登場人物相互間的衝突,而是一種新舊之間的衝突——一種蛻舊變新的衝突;在技巧方面,也從《雷雨》的纖巧,《日出》的紛雜,《原野》的粗野,而達到《蛻變》的簡樸有力。所以,我們可以說,《蛻變》是曹禺創作路程上的一塊新的紀念碑。」同時,他又在「典型環境」刻畫上提出批評,以為「作者向我們顯示這醫院的蛻變,是由於少數賢明官吏的事,他過分強調了梁專員個人的英雄作風,這是本無不可的」;但是,「應該指出產生這個英雄的歷史背景。這樣,才可以使得我們的英雄不會成為神話。所以,人的因素和歷史的因素應該互為結果。作者有機的配合,才能夠正確地把握它,這便是所謂『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問題」。因此,他進一步指出,由於「作者沒有把握住典型的環境,以致所創作的新人物,也成為不真實的了」。「尤其是梁專員這個人物的性格,都不是現實的」,「令人有『蒼龍圖再世』的感覺」。但是,谷虹肯定了丁大夫的形象,「在現實中雖然很難看到,但作者大膽地把她當作一個指導性的典型而提出,這一點我們完全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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