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48)_學達書庫

四八

　　據葉子回憶說：「我在劇校畢業後，沒有留校，被電影製片廠招去了。我到重慶時又和劇校的老師同學會面了。那時黃佐臨、金韻芝都來了。教師中人才很多，第一班留校的沈蔚德、蔡松齡、陳永係都成了助教，他們年輕都想演戲，也要把我留下當助教，打算成立校友劇團，籌劃演戲。那時曹禺和黃佐臨各住一處，他們談戲談入了迷，兩個人互相送，送了回來，又送了回去，說個沒完，可見他們對戲劇事業的熱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曹禺要我同他合作，把《悲悼》搞出來，他一邊翻譯成中文，一邊叫我抄寫下來。這齣戲共13幕，很長，得演9個小時。但是人湊不齊，排不出來，他也就沒有興趣了。」人手不齊，固然是《悲悼》未能排成的原因，另外，這齣戲同當時的戰爭氛圍不大協調。不過，從曹禺急於把《悲悼》翻譯出來，並決心把它搬上舞臺，卻可窺見他對奧尼爾的戲劇已是十分迷戀了。由《原野》接受奧尼爾劇作的影響，而探索著「另外一種寫法」，到準備排演《悲悼》，在那種戰爭氣氛中仍然衷情於奧尼爾，可多少看出他在藝術上所探尋的線索。如果，沒有抗戰的割斷，曹禺的戲劇藝術探索，又該是怎樣的一種路子，又向哪個方向發展呢？看來，一個作家的創作和探索也並非全然決定於他主觀的願望和追求。創作的自由，也總是在「不自由」的客觀環境中為之開闢道路的。

　　他要想排演的戲沒有排成，但他是渴望著創作和演出的。這機會終於來了。

　　在抗戰初期，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的氣氛中，抗戰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為了迎接第一次戲劇節，曹禺和宋之的接受了創作一出反映抗戰的多幕劇的任務，作為這次戲劇節的重點劇目。

　　在重慶聚攏了一大批著名的影劇演員，如白楊、趙丹、魏鶴齡、舒繡文、王為一、張瑞芳、章曼蘋、顧而已、江村、高占非等，都從上海等地到後方來了。「當時舞臺上的優秀演員大部分都集中在重慶。這些演員參加戲劇節的熱誠，是無法比擬的。因為在全國，這是我們戲劇界的第一次戲劇節，所以在寫作之初，我們便從演出委員會接受了那麼奢侈的一個演員名單。」他們就是根據「這樣奢侈的演員名單來寫劇本」的。這的確「不是容易的事」。而《全民總動員》（出版時，更名為《黑字二十八》）就在這樣一種客觀條件下開始創作的。這需要他們根據演員名單來設計人物和劇情。

　　原來的計劃，他們準備根據舒群、羅烽、荒煤、宋之的集體創作的四幕劇《總動員》來改編。「在最初，我們並無意寫一個新的戲。我們的目的本來是為了更接近現實的要求，根據《總動員》這劇本來編改。但改動一個既成作品，卻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這種改編的結果很難與原作的精神相統一。基於這個原因，我們才開始決定創作。但《總動員》已經是深深影響了我們，我們必須承認，《黑字二十八》和《總動員》這二者之間，有著很親密的血緣關係。」《全民總動員》應該看作是一部重新創作的劇本，它只是採用《總動員》中的某些人物、場景、情節，但也都經過加工改造了，而《全民總動員》的戲劇故事都是重新加以結構的。

　　《總動員》（據上海雜誌公司1939年11月版本）圍繞著保衛大武漢而展開劇情，寫了一群熱血青年、救亡工作者如彭朗、文傑等人投入動員民眾的工作，演戲、救濟難民，同時還組織人到敵佔區去開展工作。揭露了漢奸張希成，寫了一個商人的家底在緊張保衛大武漢過程中的分化。像侯鳳元、彭朗、張希成、瘋子、馮震、芳姑等，都依稀可在《全民總動員》中找到他們的面影。如演戲、到敵佔區去、救濟傷兵難民、揭露漢奸等劇情，也在《全民總動員》中有所吸取。這就是它們之間的「血緣關係」。《全民總動員》由宋之的負責第一、二、四幕的編寫，曹禺執筆第三幕，這樣一個急於趕著上演的劇本，宋之的又是《總動員》的編寫成員之一，難免有這樣的借用。但二者畢竟是不同的。而曹禺執筆的一幕則較少受到《總動員》的局限。

　　《全民總動員》的主題，如作者所說，由於寫作時正值武漢失守的時候，具體背景已經發生變化，那麼，在主題的強調上，就不同於《總動員》了。「在政治上我們號召後方重於前線，政治重於軍事，這種號召的最有力的響應，是全民總動員，總動員來參加抗戰工作，打破日寇侵略的迷夢。為了表現這一情勢，所以肅清漢奸，變敵人的後方為前線，動員全民服役抗戰，成為我們寫作的主題。」而在劇情設計上，則寫一個代號「黑字二十八」的日本間諜，打入我抗日後方基地進行破壞活動，特別是破壞抗日團體向敵人後方派遣特工人員的計劃，並收買漢奸進行暗殺恐怖活動，最後，為抗日團體所破獲。通過這些故事，歌頌了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和將領，歌頌了愛國青年積極投入救亡工作，揭露了沈樹仁那樣出賣靈魂為敵效勞的漢奸。整個劇情曲折跌宕，較之《總動員》更有吸引力，人物刻畫也較為深化。因為寫作匆忙，連作者都感到「並不能如我們所預想的那末令人滿意，特別是在『全民總動員』這一點題工作上，還遺留一些弱點。」由於這齣戲人物較多，又追求曲折驚險的情節，致使人物淹沒在紛繁的頭緒之中，揭露現實就顯得不夠深刻。諷刺則停留在表像上，歌頌的人物也缺乏深厚的血肉。但是，作家的抗戰熱忱卻是不可抹煞的。

　　《全民總動員》的創作和演出，其意義倒不在戲劇上，更主要的是通過演出把戲劇界人士團結起來。由於那麼多著名作家、導演、演員共同合作，同台演出，在重慶所形成的政治影響是十分強烈的。

　　曹禺是滿腔熱忱投入到這一工作中來了。他不但參加劇本第三幕的寫作，而且是導演團的成員之一，在演出時，他親自扮演了夏曉倉（侯鳳元）這個人物。

　　經過緊張排練，《全民總動員》於1938年10月29日在重慶國泰大戲院公演。它的公演成為轟動霧都的盛舉，導演團由張道藩、曹禺、宋之的、沈西苓、應雲衛組成，執行導演應雲衛。白楊飾侯莉莉，王為一飾陳雲甫，趙丹飾鄧瘋子，沈蔚德飾吳媽，江村飾謝柏青，舒繡文飾彭朗，張瑞芳飾芳姑，章曼蘋飾丁明。劇校校長余上沅，還有張道藩、宋之的都分別擔任了不同的角色。曹禺的精采表演，受到導演應雲衛的稱讚：「畢竟是萬家寶，老經驗，連一點子戲總被擠足了出來，抓得住觀眾。」此劇公演後，重慶的《新華日報》、《時事新報》、《國民公報》和《中央日報》等都發表了評論，惠元在《評<全民總動員>》中，充分肯定此劇公演在「政治上的成功」，認為該劇題旨「緊緊把握住了目前抗戰階段的重要契機——『總動員』」，認為「化裝、佈景、燈光和效果都很成功，演員的演技是最使人滿意的」。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劇人大團結」。同時也指出「劇情有些地方缺乏真實性」，「還帶有神秘主義殘餘」等。有的評論還指出，劇中對救亡團體的描寫不夠真實可信，對「黑字二十八」這個「謎」始終缺乏清楚的交代，對「全民總動員」這一主題缺乏充分的闡明等。在第一次戲劇節過後，曹禺勁頭十足，他說：「讓我們鼓起興會來演戲，笑著演戲，更愉快演戲。因為在不斷的艱苦抗戰中，我們相信我們的民族是有前途的。」他有著一種對抗戰必勝的樂觀情緒，他也願以自己的作品獻給抗戰的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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