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46)_學達書庫

四六

　　【第十七章流亡路上】

　　一列火車正在原野上奔馳，穿過徐州、兗州、濟南、德州，向著天津駛去。雖說該是遍野綠色的季節，卻看不到綠色。稀疏的村落，更顯得河北平原的凋蔽和荒蕪。車過滄州，映入眼簾的是一望無際的鹽鹼地。本來，日益迫近的戰爭局勢已使曹禺心情不安了，如今接到大哥家修亡故的消息，更使他心事重重。他不時透過窗口，望著那滿眼荒寂破敗的景象，不禁心焦如焚。

　　他接到繼母打來的電報，得知家修病故的消息，便不得寧靜了。父親去世之後，只是靠繼母在操持著家業。他遠在南京，大哥的死更使她無依無靠了。他念起繼母對他的撫愛，對他的關懷，使他不能放心。他該親自去上海看《原野》的公演的，連這樣的心情也沒有了。他惦著繼母，他怕她承受不住這樣的打擊，很快便決定趕回天津看望繼母。

　　除了家裡人，陸孝曾、蔡景峰也到車站迎接他。孝曾依然像在三座門時代那樣熱情而敦厚。見到這些朋友，他是感激的，高興的。

　　他回到天津的這天，是1937年7月6日。

　　離家只有一年，一旦回到家裡，一切是那麼熟悉，依然是那樣的寂靜，但卻覺得格外淒涼。再也聽不到父親發脾氣的喊聲，再也看不到父親痛駡大哥的情景，他們父子的怨恨全都結束了。迎接他的是臉色蒼白的繼母、滿臉淚痕的寡嫂和兩個失去父親的侄兒。這個已經破敗的官僚家庭，是徹底地破落了。

　　他雖感到戰事的緊迫，但卻沒想到來得這麼快，這樣突然。就在到達天津的第二天，就傳來日軍無端炮轟宛平城，蘆溝橋事變爆發的消息。

　　緊接著天津的日本侵略軍也開火了。

　　早在5月間，日本駐守天津的軍隊就強迫中國工人修築各種工事，工事修完隨即槍殺，投屍海河，海河浮屍百餘具。如今，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日軍橫虐恣肆，坦克車在馬路上橫衝直撞，槍聲炮聲終日不絕。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念念不忘他的朋友，去看望陸以洪、陸以循兄弟。陸家離他家不遠，住在二區，天津市立醫院對過，那裡住著許多中國部隊的傷兵。據說，有些槍枝藏在醫院裡，日軍坦克就停在醫院前面，進去搜查，把槍枝都拿去了。眼看著日本侵略軍在祖國的大地肆意踐踏，他心中蒸騰著仇恨的火。

　　那些日子真是憋氣極了，沒一件事是順心的。以循酷愛音樂，他有一把心愛的小提琴，他家不在租界，生怕為日本兵搶走。曹禺來了，以循請他把提琴帶走，提琴盒是上了鎖的，當曹禺把它帶進意租界時，意大利巡捕執意檢查，把琴盒硬是撬開。曹禺恨透了這些「東洋鬼子」和「西洋鬼子」，他們真是沆瀣一氣，聯合起來欺侮中國人。

　　蔡景峰是這樣回憶曹禺當時的心境的：「七七」事變時，曹禺正在天津，我記得陸孝曾和我一起到車站去接他。「七七」事變爆發，天津的戰事也起來了。我家住在北站附近，房子都被日本人炸了，就逃難到陸以洪家裡。那時炸得很慘，路有屍骨，十分慘。曹禺就對我說：「血債要用血來還！」他是很愛國的，看到日本侵略者就十分氣憤，經常去找羅隆基抒憤。即時，羅隆基正在《大公報》任主筆，報館消息比較靈通，曹禺在家裡憋悶異常，就經常到羅隆基那裡，向他打聽消息，也聽羅隆基分析形勢，但更多的是向羅隆基抒發心中的仇恨和憤懣。他回憶說：

　　那時，我的家在意租界還好，但我親眼看到河東一帶被炸得到處都是斷壁殘垣，到處都是死屍，那種慘狀令人目不忍睹。我心中憋著滿肚子怒火，有時就跑到羅隆基那裡，盡抒我的憤恨。日軍不斷採取鎮壓措施，查封報館，逮捕殺害知名愛國人士，曹禺也受到日本特務的注意和追蹤，他再不能住下去了。他得知日寇於8月13日大肆轟炸上海和南京之後，國立劇專西遷長沙的消息，便化妝成一名商人，乘英國太古公司的輪船，秘密離津，繞道香港再去長沙。

　　離津前夕，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國難家難與時俱來，真不知說些什麼來安慰繼母。

　　是大嫂送她上船的，這位嫂嫂是家修的續弦妻子，嫁過來才兩年，帶著前妻生的兩個孩子萬世昌和萬世雄。這位嫂嫂人是極好的，曹禺對她很敬重。他對嫂嫂說：「您這麼年輕，才20多歲，就打算這麼過嗎？」嫂嫂說：「難道我能拋開母親不管，難道我能忍心把兩個孩子交給老媽子嗎？」此刻，曹禺對嫂嫂的一番心意真有說不出的感動，也更加敬重她，他放心地走了。這位寡嫂一直守候著這個家，侍候著老人，把兩個孩子帶大，由27歲守寡，直到1982年去世。

　　「七七」事變之後，鄭秀的繼母帶著一家人去上海避難，只有鄭秀和她的父親留在南京。父親擔心著女兒，把鄭秀送到蕪湖。在蕪湖收到曹禺的電報，約好到武昌會面。

　　輪船上擠滿了「逃難」的人群，有的是攜家帶口，有的是結夥同行的朋友，儘管是各種各樣的人們，但如今卻匯合著共同的心聲：不當亡國奴。使曹禺格外感憤的，這些逃難的人們，不管男女老少，一起唱起《義勇軍進行曲》、《在松花江上》，那激昂悲壯的歌聲和著大海的波濤共同洶湧。連剛剛學話的孩子也在唱。自然，他也參加到抗日救亡的合唱隊伍中，感到振奮，感到力量。他堅信：中國是不可征服的。

　　曹禺於9月間到達武昌，鄭秀已先到達，去車站迎接曹禺，在逃難中得又重逢，別是一番滋味。他們就住在曹禺的外婆家，其時，外婆、舅舅、舅母都在。他們在武昌只住了兩周，就趕往長沙去了。

　　抗戰初期的長沙，蒸騰著工農兵學商的抗日熱潮，猶如長沙的暑熱，滾燙火熱，到處都有抗日的演出活動，到處都看到抗日演講和遊行，滿街張貼著抗戰的標語口號。曹禺一到長沙劇校報到，便投入這股抗戰的民眾運動之中。一方面，他參加劇校的工作，一方面投入劇校抵長沙後公演籌備活動之中。他渾身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熱情和勁頭。他挑選了三個戲——《毀家紓難》、《炸藥》、《反正》，組織師生排練，他親自擔任導演，于10月8日到10日在長沙又一村民眾大會堂公演。每天日夜兩場，共演出六場，當時，在長沙出版的《全民日報》對這次演出作了報道。也在10月間，由他導演的街頭劇《瘋了的母親》（駱文作），在湘鄂川進行了旅行公演，共演出40餘場。

　　在長沙，使曹禺最難忘記的是12月11日這一天。他聽說長沙來了一個老頭兒，抗日演講講得極好，他就趕到長沙銀宮電影院去聽演講。聞訊趕去的聽眾約三四千人，把電影院裡裡外外擠得水泄不通。這個演講的老頭兒，就是徐特立同志，演講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曹禺回憶說：我也跑去聽了。他講的是「抗戰必勝、日本必敗」的道理。聽過之後，我感動極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到這位老人住的地方去了。他已經不在了，房間裡只有他的小勤務兵。他們同住在一間小房。勤務兵告訴我，他和老頭睡在一張床上，老頭子還教他讀書。現在看來，實在不稀奇，但在當時，給我的刺激之大，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那個小勤務兵的臉蛋通紅，才十幾歲。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兵。當時，我覺得這個老頭子，我非寫不可。後來我才知道這個老頭子原來就是國民黨所深惡痛絕的「異党分子」——一個有名的共產黨員。這位老先生給了我極大的啟示，鼓舞，我才寫了《蛻變》中的一個人物——梁公仰。徐特立的演講既鼓舞了他的抗日熱情，又點燃了創作抗戰劇作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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