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45)_學達書庫

四五

　　這裡，最早透露了《原野》所受奧尼爾的戲劇，特別是《瓊斯皇帝》一劇的影響。不過，他也特別提到他同奧尼爾的不同。的確，《原野》較之《瓊斯皇帝》寫得更深刻，也富於獨創性。他後來對我說：

　　《原野》也不是模仿奧尼爾的《瓊斯皇帝》。那時，我的確沒看過奧尼爾的這個劇本。張彭春看了《原野》的演出後，建議說：「奧尼爾的《瓊斯皇帝》中的鼓聲很有力量，此戲了不起，震動人心。」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加入了鼓聲。我看了一些奧尼爾的作品：《悲悼》、《天邊外》、《榆樹下的欲》、《安娜·克利斯蒂》，還有《毛猿》。奧尼爾前期的劇本戲劇性很強，刻畫人物內心非常緊張。劉紹銘說我是偷《瓊斯皇帝》的東西，不合事實。《瓊斯皇帝》的故事，我是知道的，寫一個黑人玩弄手段壓迫土著人。此劇在美國上演時，是由黑人來扮演，這個黑人從來沒演過戲，但演出效果很好，很逼真。

　　曹禺這樣的辯護，也許有他的道理。幾乎每一個偉大的作家都會承受著傳統的以及外來文學的影響。模仿和借鑒的不同，在於能否有所新的創造，借鑒是通向創造的必由之路。當《雷雨》發表之後，有人稱他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說他承襲了歐裡庇德斯等希臘悲劇的靈魂時，他就說過：「在過去的十幾年，固然也讀過幾本戲，演過幾次戲，但儘管我用了力量來思索，我追憶不出哪一點是在故意模仿誰。也許在所謂『潛意識』的下層，我自己欺騙了自己：我是一個忘恩的奴僕一縷一縷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線，織好了自己醜陋的衣服，而否認這些褪了色（因為到了我的手裡）的金絲也還是主人家的。」「我想不出執筆的時候我是追念哪些作品而寫下《雷雨》」。《原野》恐怕也是這樣。他看過不少奧尼爾作品，像奧尼爾那種把人與環境的矛盾，滲透在人物性格的自身矛盾，特別是自身心靈矛盾之中的寫法；那種通過人物的心靈衝突展現人物的命運的寫法，的確是別開生面的。他把人物的心靈、情緒都戲劇化了，從而寫出現代人的複雜而深刻的精神矛盾，寫出人的內心世界的隱秘。這些，是會對曹禺產生影響的，而這些影響是在「潛意識」中進行的。他融化了奧尼爾的東西，但他更傾心的，還在於寫他眼裡所看到的中國的現實和人生。他能從一個特定的視角，來揭示農民的沉重的精神負擔，深刻顯現著農民從反抗到覺醒的曲折和複雜的心靈歷程。在這樣一個特定視角，他對生活的開掘，確有他的獨創性和深刻性，單是這一點，就足夠了。

　　《原野》於1937年4月在廣州出版的《文叢》第1卷第2期開始連載，至8月第1卷第5期續完。同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間，上海業餘實驗劇團準備把它搬上舞臺，由應雲衛導演。他們請曹禺到上海來，向全體演職員談了《原野》的創作情況，以及演出中應注意的問題。那時，他就指出，對一個普通的專業劇團來說，演《雷雨》會獲得成功，演《日出》會轟動，演《原野》會失敗，因為它太難演了。一是因為角色很難物色，幾個角色的戲都很重，尤以焦氏最不易，而每個角色的心理上的展開，每人的長處，是很費思索的。二是燈火、佈景也都十分繁重。外景多，又需要很快更換，特別是第三幕，連續五個景。他對應雲衛導演這齣戲，滿懷期望。1937年8月7日到14日，《原野》在上海長爾登大戲院舉行首次公演，演員陣容相當不錯，趙曙、魏鶴齡飾仇虎，范萊、呂複飾焦大星，舒繡文、吳茵飾花金子，王萍、章曼萍飾焦母，錢千里、王為一飾白傻子，黃田、顧而已飾常五。當《原野》公演時，曹禺已不在南京，此刻已是「七七」事變爆發，那時，人們已顧不得對它的評論了。所以說，《原野》未免有些「生不逢時」。在當時也未能引起什麼反響，就淹沒在抗日熱潮之中了。

　　對《原野》的評論是不多的，但是，只是這些不多的評論，卻多否定之詞，甚至把它看作是一部失敗之作。也可以說，《原野》的厄運是與生俱來的。最早的也是較重要的一篇是李南卓的《評曹禺的<原野>》。他認為「作者有一個一貫的優點，就是技巧的卓越。他的人物性格、對話，都同劇情一起一點一點地向前推移，進行，開展，直到它的大團圓」。「但同時也就是因為作者太愛好技巧了，使得他的作品太像一篇戲劇」。同時，他指出：「作者有一個癖好，就是模仿前人的成作。《原野》很明顯同奧尼爾的《瓊斯皇帝》（The Emperor Jones）非常相像」。他說，如果說奧尼爾和曹禺都受希臘悲劇影響，都有一種「對莊嚴的氛圍的愛好，——不過這一點在《瓊斯皇帝》如果成功了，在《原野》卻是失敗了」。他還指出，仇虎去謀害焦大星一段，是脫胎於莎士比亞的《馬克白斯》，仇虎用故事的形式來暗示他同焦大星的關係，是模仿《八大錘》裡的《斷臂說書》。在他看來，這些都是不必要的。

　　而《原野》的人物性格「因為過份分析，完全是理智的活動，以致人物卻有點機械，成了表解式的東西，沒有活躍的個性」。他說，《原野》的思想也「不大清晰」，「有點雜亂」；既有「虛無主義的傾向」，又有「集團的意識」；「好像是相信命運，又好像是喜歡一種氛圍」。總之，他認為這是作者的「一個嚴重的失敗」。南卓強調了《原野》因模仿而失敗是不公允的。《原野》和《瓊斯皇帝》不同，不但在主題、題材不同，即使在寫法上，他只是借鑒了奧尼爾。曹禺把心理刻畫和外部動作結合起來。後來唐皘指出曹禺的劇作也得力于傳統的文學和戲曲，像京劇和古典詩歌。唐皘說：「《原野》用過類似的手法，仇虎凝視閻王照片時，陰沉沉地從牙縫裡擠出來的仇恨的申訴，焦母摸著本人的輪廓時喃喃念叨著惡毒的詛咒，都是獨白，都是直接描寫心理活動的自我剖析。」他說，這種以獨白抒寫思想感情的傳統，不僅在古典戲曲裡，在古典詩詞中也有，如屈原的《離騷》就是一篇偉大的獨白。「不過，《原野》藉以塑造人物性格的不僅僅是獨白，更主要的是那些反復暗示的引人注目的行動——作家利用外部動作由表及裡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在中國古典小說和古典戲曲裡，運用動作比運用語言更為普遍，《原野》寫抓金子的手，金子要仇虎撿花，很容易使人想起京劇折子戲如《拾玉鐲》之類的某些場面」。仔細體味《原野》同《瓊斯皇帝》的神韻、味道是頗不一樣的。

　　楊晦和呂熒對《原野》的批評，也是持否定意見的。楊晦在他的《曹禺論》中說，「《原野》是曹禺最失敗的一部作品」，「由《雷雨》的神秘象徵的氛圍裡，已經擺脫出來，寫出《日出》那樣現實的社會劇了，卻馬上轉回神秘的舊路」。作家「把那樣現實的問題，農民復仇的故事，寫得那麼玄秘，那麼抽象，那麼鬼氣森森，那麼遠離現實，那麼缺乏人間味。這簡直是一種奇怪現象」。呂熒認為《原野》是「一個純觀念的劇」，它只是「寫人與命運的抗爭」，「所要表現的是人類對於抽象的命運的抗爭——一個非科學的純觀念的主題」。這些否定的意見，後來大多延續下來，甚至寫到教科書裡。

　　但是，歷史上也有另外一種見解，卻為文學史家忽略了。是一位名叫司徒珂寫的《評<原野>》。他說，《日出》體現著曹禺的創作發展到最高峰的路線，但「突然他轉變了努力的方向，從最黑暗罪惡虛偽的都市，轉向到不曾被人注意的而『值得人的高貴的同情的』《原野》來。這個轉變不只曹禺先生作風的轉變，可以說中國文藝風格新轉變的一個契機」。其中值得重視的見解，以為「如以《日出》來和《原野》比較的話，《原野》該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作者在原野中還表現著一個美麗的Idea，這種Idea頗值得深思回味」。這值得回味的地方，就是仇虎要金子跟他走，要去的那個「金子鋪的地，房子都會飛」的地方。還說，《原野》是「代表坦白、善良、真理而向黑暗、不公、罪惡來痛擊的」。

　　如果說，《雷雨》、《日出》曹禺曾就它們寫過自我剖析和自我辯護的文字；那麼，面對《原野》的批評他沉默了。

　　其實一部作品，特別是一部有爭議的作品，只要它有著潛在的美學價值，它總是會為人發現出來的。《原野》也許就屬這種情形，它等候著時間的考驗、藝術規律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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