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42)_學達書庫

四二

　　這些批評既有中肯而熱情的讚揚，也有同作者探討的不同意見。茅盾認為「《日出》所包含的問題，也許不及《雷雨》那麼多」，指出它「圍繞於一個中心軸——就是金錢的勢力」，「是半殖民地金融資本的縮影」。「將這樣的社會題材搬上舞臺，以我所見，《日出》是第一回」。他「渴望早早排演」。葉聖陶說，《日出》「採集了豐富的材料，出之以嚴肅的態度，刻意經營地寫成文章的。前幾年有茅盾的《子夜》，今年有曹禺的《日出》，它們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興作品，而是一刀一鑿都不肯馬虎雕刻成功的群像」。他更指出：「它的體裁雖是戲劇，而其實也是詩。」沈從文從中國話劇創作的發展來評《日出》，說：「就全部劇本的組織，與人物各如其份的刻畫，尤其是劇本所孕育的觀念看來，仍然是今年來一宗偉大的收穫。」他還指出：「作者似從《大飯店》電影得到一點啟示，尤其是熱鬧場面的交替，具有大飯店風味。這一點，用在中國話劇上來試驗，還可以說是新的。」巴金說：「《雷雨》在《文學季刊》發表後的一年間，似乎沒有一個批評家注意過它或為它說過幾句話，《雷雨》是靠著它本身的力量把讀者和觀眾征服了的。」但認為《雷雨》「所強調的『命運的殘酷』」是它的缺點，而「這缺陷卻由《日出》來彌補了。《日出》不是命運的悲劇，這只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反映。」他覺得《日出》的「結局太不悲觀，而且在那末尾是明明有一條伸向光明去的路」。「看，這是一個多麼雄壯的景象！這是一個多麼樂觀的結局」。他說，《日出》「是一本傑作，而且我想，它和《阿Q正傳》、《子夜》一樣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最好的收穫」。黎烈文說：

　　說到《雷雨》，我應當告白，虧了它，我才相信中國確乎有了「近代劇」，可以放在巴黎最漂亮的舞臺上演出的「近代劇」。在這以前，我雖然看過兩位最優秀的劇作家的劇本的上演，但我總覺得不能和外國看過的戲劇相比，看了一半就想退出。只有《雷雨》確使我衷心嘆服，當看到自己身旁的觀眾，被緊張的劇情感動到流下眼淚或起了啜泣時，我們不相信中國現在有著這樣天才的劇作家！能夠這樣緊緊抓住觀眾的心的天才的劇作家。他還認為，「把三等妓院搬上舞臺，更是頗為大膽的手法。如果不是對於自己的藝術有著絕對信心的人，大概不會這樣做的。」美籍教授謝迪克的意見尤為引人注目，他對《日出》的評價很高：

　　《日出》在我所見到的現代中國戲劇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無羞慚地與易卜生和高爾斯華綏的社會劇的傑作並肩而立。

　　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李廣田「覺得《日出》不及《雷雨》」，在《日出》中沒有一個可愛的人物」，他更喜歡《雷雨》，而不喜歡《日出》。荒煤也有這種看法，認為「《日出》是不及《雷雨》的」，「作者給我們只畫出了那些罪惡的表面，而沒有給我們把那些罪惡的根據找出來——換句話說，那就是作者僅僅突擊了一些『現象』，而他應該突擊的卻是『現實』！」還有對第三幕的批評。謝迪克認為《日出》的「主要缺憾是結構的欠統一。第三幕本身是一段極美妙的寫實，作者可以不必擔心觀眾會視為浮蕩。但這幕僅僅是一個插曲，一個穿插，如果刪掉，對全劇毫無損傷。即便將這幕刪去，讀者也還不容易找到一個清楚的結構」。朱光潛也認為「割去第三幕，全劇就要變成一篇獨幕劇」。「《日出》所用的全是橫斷面的描寫法，一切都在同時期之內攪在眼前，各部分都很生動痛快，而全域不免平直板滯」。他還認為：「想到作劇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作者對於人生世相應該抱什麼態度。他應該很冷靜很真實地把人生世相的本來面目揭開給人看呢？還是送一點『打鼓罵曹』式的義氣，在人生世相中顯出一點報應昭彰的道理來，自己心裡痛快一場，叫觀眾看著也痛快一場呢？」他說他比較喜歡第一種態度。

　　1937年2月28日，曹禺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我怎樣寫<日出>》（後收入《日出》單行本，作為《跋》），這既是一篇激揚著感情對《日出》進行自我剖析的文章，又是回答批評的文字。此文文采飛揚，坦爽真誠，直抒胸臆。不苟同，敢論辯，獨具膽識。在前面，我們已經作了介紹，此處，結合歐陽予倩先生排演《日出》，談談曹禺對《日出》第三幕的見解。

　　歐陽予倩決定把《日出》搬上舞臺，專程從上海到南京徵求作者的意見。他有一個看法，以為《日出》第三幕似乎同其它三幕有所游離，決定割去第三幕。但曹禺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向歐陽予倩陳述了自己的見解。1937年2月，由歐陽予倩導演的沒有第三幕的《日出》在上海卡爾登大戲院公演，由鳳子扮演陳白露，曹禺專程赴上海觀看演出，靳以陪著他。演出結束後同演員和舞臺工作人員晤面時，曹禺仍然直率地說，把第三幕刪去是太令人遺憾了。他在《我如何寫<日出>》一文中以很長的篇幅就此談了他的想法：《日出》不演則已，演了，第三幕無論如何應該有。挖了它，等於挖去《日出》的心臟，任它慘亡。如若為著某種原因，必須支解這個劇本，才能把一些罪惡暴露在觀眾面前，那麼就砍掉其餘的三幕吧，請演出的人們容許這幫「可憐的動物」在飽食暖衣、有餘暇能看戲的先生面前哀訴一下，使人們睜開自己昏聵的眼，想想人把人逼到什麼田地。我將致無限的敬意於那演翠喜的演員，我料想她會有圓熟的演技，豐厚的人生經驗，和更深沉的同情，她必和我一樣地不忍再把那些動物鎖閉在黑暗裡，才來擔任這個困難的角色。

　　他把他的痛苦、煩難都和盤托出。他的良心、他的藝術直感，都使他把心窩子裡的話掏了出來。既是自我辯護，更是祈得人們的理解。

　　最使我感到煩難的便是第三幕，現在偶爾想起當時寫這段戲，多少天那種寢食不安的情況，而目前被人輕輕地刪去了，這回憶誠然有著無限的酸楚的。

　　的確，他像一位多子的母親，溺愛著每一個兒子。他甚至說：「不肯多體貼作者執筆時的苦心，便輕率刪除，這確實是殘忍的。」於是，他決定自己來導演《日出》，組織劇校的學生來排練。翠喜這個角色是很難物色的，最大的困難是女同學不願演這個角色。葉子對曹禺說：「萬老師，您排這個戲，誰敢演翠喜這個下三爛？」曹禺說：「翠喜可不是個下三爛，她是被人尊敬的，她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在排演《日出》時，張彭春來南京了。曹禺請老師指導排第三幕。張彭春也不熟悉妓女的生活，但他很會抓戲，懂得怎樣把「戲」排出來。也許是由於演員的陣容較弱，排得不夠理想。但是，曹禺那種執意把四幕《日出》全部排出來的藝術信念始終未曾動搖過，表現了他高度的藝術自信心。後來的藝術實踐證明，曹禺所堅持的是有道理的。

　　一個敢於獨創的作家，對自己所追求的美學目標應該充滿自信心，這也是一個藝術家內心自由的境界。對曹禺來說，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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