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39)_學達書庫

三九

　　他覺得這個意思還沒有說清楚，便又補充說：《道德經》中的一段話：「天之道具猶張弓歟！高者仰之，下者舉之。」這裡說的「雲之道」，我那時的理解，就是應該有的道理，是應該如此的道理。就好像張弓射物，舉得高了就放低些，低了就舉高些。「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是損有餘而補不足」的，這就提出個貧富之分，貧富之別了。「人之道則不然」了，那是相反的，是「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但是，我整個的想法還不在這裡，我的想法是要毀掉它，當時不敢說出來寫出來，就用了一大串《聖經》的話。開始就是要提醒人們警覺，你看那些人就是那麼貪婪惡毒荒淫無恥。然後，就說那天也無光，地是空虛混沌，非要懲罰這個社會不可了。跟著，我說我就是光明，跟著我就能得救。再就說，「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飯」，最後，便預示著光明，「我又看見一片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因為那時十分苦悶，可以說苦惱極了，有許多話不敢講得那麼清楚，但有些也是我的確講不清楚的道理，就採取這樣一種表達的方式了。如果說，在《雷雨》中，他還對充滿鬥爭的殘酷和血腥的現實，有一種困惑，他以為那社會的真實相太大太複雜，「沒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實相」，未免帶有一種神秘莫測的感覺；那麼，在《日出》中，他比較明確表述了「自己的哲學」，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宇宙裡的鬥爭」，而是對人吃人的社會真實相的粗略的概括。他說：「目前的社會固然是黑暗，人心卻未必今不若古，墮落到若何田地，癥結還歸在整個制度的窳敗。」他還說，「若果讀完了《日出》，有人肯憤然地疑問一下：為什麼有許多人還要過這種『鬼』似的生活呢？難道這世界必須這樣維持下去麼？甚麼原因造成這不公平的禽獸世界？是不是這局面應該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這樣問兩次，那已經是超過了一個作者的奢望了」。這些，大體上代表著曹禺創作《日出》時的思想情狀。

　　【第十五章執教劇校】

　　1936年1月，《雷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是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一集、《曹禺戲劇集》第一種出版的。

　　1936年2月，《雷雨》日譯本，由日本汽笛社出版。日譯本出版的經過令曹禺格外感動。他特別感謝秋田雨雀、影山三郎和邢振鐸三位的支持和熱情。

　　影山三郎於1981年8月在《悲劇喜劇》（370—373）發表連載文章《<雷雨>翻譯始末》，回憶《雷雨》日譯本產生的過程。《雷雨》在東京演出後，影山三郎在《東大新聞》發表一篇介紹《雷雨》的文章，很快在中國留學生中傳開，這消息由一位推著售貨車賣肉食的大嬸告訴了影山三郎，由她搭橋結識了邢振鐸，兩人出於對翻譯的共同愛好，決定把《雷雨》翻譯成日文。影山三郎回憶說：「秋田雨雀先生從我寫的介紹《雷雨》的文章中，得知中國留學生公演新劇的消息，便說『以後有再演的機會，務必通知我』。這話傳到我耳中，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拜訪秋田雨雀先生，連想都不敢想，秋田雨雀這樣的權威，同我們這樣的無名之輩見面，是有很大距離的，我們倆人都這麼想。」《雷雨》於1935年10月12日、13日第二次公演。秋田雨雀先生來了，當時他已是滿頭銀髮的老人，慈祥地回答著影山的問候說，「是影山吧，什麼時候到我家來玩，不必客氣」，一下子使他感到老人格外和藹而親近。他把《雷雨》的譯稿拿給秋田雨雀去審閱，四、五天之後，秋田雨雀便寄來了「已讀完」的明信片，很快就給三上于菟吉先生寫了明信片：「非常好，請出書。」就這樣，《雷雨》日譯本很快由汽笛社出版了。秋田雨雀不但支持《雷雨》的出版，並在即將出書前在《汽笛新刊月報》（1936年1月19日第7號）發表了《關於中國現代悲劇<雷雨>的出版》，同期還有影山三郎的《<雷雨>的反響及其它》。秋田雨雀先生對中國的新劇充滿熱情，不遺餘力地介紹和支持中國的新劇。

　　《雷雨》日譯本，有曹禺為此書寫的序，還收有秋田雨雀、郭沫若的文章。

　　這裡應該介紹一下郭沫若的文章，他對《雷雨》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雷雨》的確是一篇難得的優秀力作。作者于全劇的構造，劇情的進行，賓白的運用，電影手法之向舞臺藝術之輸入，的確是費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緊湊，沒有現出十分苦心的痕跡。作者于精神病理學、精神分析術等，似乎也有相當的造詣。以我們學醫學的人看來，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麼破綻。在這些地方，作者在中國作家中應該是傑出的一個。他的這篇作品受到同時代人的相當地歡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此文，後來收到《沫若文集》第11卷中。當時，魯迅先生也在關注著曹禺。《魯迅日記》1936年2月15日記載，他在書店購得日譯本《雷雨》，4月22日，收到曹禺寄贈的日譯本《雷雨》。就在這年4月份，魯迅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活中，介紹中國劇作家時說：「最好的戲劇家有郭沫若、田漢、洪深和一個新出現的左翼戲劇家曹禺。」在魯迅心目中，曹禺是個左翼戲劇家，這倒是很值得注意的。曹禺已作為中國文壇的新星升起來了。

　　曹禺來到南京幾天了，這正是1936年的初秋季節，他正忙著整理行李，接待新的朋友。他作為國立南京戲劇學校的教授，應聘到這裡來教書。雖然，很疲憊，但心情卻有另一番新的滋味。

　　雖然已是初秋，但南京的天氣依然悶熱。這裡的氣候和天津比較起來是有些不同了。也許不像天津一樣經常能聽到日本駐軍的槍炮聲，不會有那種局勢日益緊張的感覺，但是，南京夫子廟的喧囂和繁華，卻也掩蓋不住這裡的白色恐怖。夜，依然是黑沉沉的。

　　餘上沅剛把戲劇學校創立起來，急需教授，張駿祥向餘上沅推薦曹禺。於是，餘上沅便一封封書信和電報催促曹禺南下，他終於把曹禺邀請來了。這裡，儘管人地生疏，而學校的師生是熱烈歡迎他的，特別是同學。那些熱心致力於話劇的青年早就盼望著他來了。餘上沅在上學期就對學生說：「我請曹禺，就是萬家寶先生來教編劇，好不容易啊！他答應了！」在學生心目中，曹禺是他們崇拜的人物，而且帶有一種神秘感。那時，到處在上演《雷雨》，《雷雨》在哪兒演出就在哪兒引起轟動。一個23歲的青年，幾乎同學生歲數差不多，能寫出這樣的傑作，怎能不使他們感到神秘，又怎能不引起他們的嚮往呢？國立戲劇學校是1935年10月18日創辦的，校長余上沅是位熱心戲劇事業和戲劇教育的戲劇家。他早年就讀于武昌文華大學的中學部和大學部。五四運動時，他是文華學生會主席，曾以武漢學聯代表身分出席過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1920年進北平大學英文系學習，1923年赴美國留學，先是在長內基大學鑽研戲劇，後又去哥侖比亞大學當研究生。1925年同聞一多、徐志摩、趙太侔、張禹九等一起回國。之後，在北平藝專、東南大學、暨南大學、北平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任中文、英文、戲劇學教授。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於戲劇事業上。1926年，他曾與趙太侔等人主辦北平《晨報·劇刊》，倡導所謂「國劇運動」，並以此而聞名。他的「國劇運動」的主張是：首先是認清目的。他希望「要由中國人用中國材料去演給中國人看的中國戲」。這是他倡導國劇運動的目的。其次，是要講究方法。他認為應該明瞭劇本、演員、佈景、服裝、燈光等方面的具體應用方法，同時，更應掌握話劇「整個有機體的融會貫通」。最後，是要鞏固經濟。話劇藝術的發展必須有「經濟的幫助」。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要創辦戲劇雜誌，要創設北京藝術劇院，要開辦演員訓練學校，要創建戲劇圖書館、戲劇博物館，籌集選送留學生資助金。但是，「剛剛跨進國門，便碰上『五卅』慘案，6月1日那天，我們親眼看見地上的碧血，一個個哭喪著臉，懨懨失去了生氣」。在北平，他們雖然辦了劇刊，在藝專辦了一個戲劇系，訂出北京藝術劇院的計劃，但只勉強維持了一年，便支撐不下去了。他歎息著：「啊！社會，像喜馬拉雅山一樣屹立不動的社會，它何曾給我們半點同情！」他不得不離開北平去另尋出路。他沒有死心，他說他要像造金字塔一樣，從下面造起，將來造到極蜂，希望那戲劇藝術之花在中國開放。他終於歷盡辛苦，又把一所專門戲劇學校開辦起來，他很想把它辦成全國第一流的戲劇學府，實現他那美好的願望。為了聘請曹禺來校執教，他是費了心思的，他那種求賢若渴的心情，也使曹禺為之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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