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38)_學達書庫

三八

　　沒有觀眾，也就沒有戲劇。戲，總是演給人看的。他已經體會到一個劇作家的苦悶和興味：「寫戲的人最感覺苦悶又最容易逗起興味的，就是一個戲由寫作到演出中的各種各樣的限制，而最可怕的限制便是普通觀眾的趣味。怎樣一面會真實不歪曲，一面又能叫觀眾感到愉快，願意下次再來買票看戲，常是一個從事戲劇的人最頭痛的問題。」那時，中國話劇經得起上演的劇本並不多，話劇的觀眾更是寥寥無幾。在他的戲劇創作中首先想到觀眾的需要和口味，注意培養觀眾對話劇的愛好，這是他創作成功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但他要博得觀眾的歡心，同時卻不以低級趣味投合群眾，「怎樣擁有廣大的觀眾而揭示出來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來面目』」，這是他所追求的目標。應當說，《雷雨》和《日出》都做到了。在《雷雨》中已經顯示著他的詩的興奮，詩的激情，在《日出》中就有了更深入的發展。他把詩意的發現和現實的揭示有機地熔鑄起來。他不僅僅是把那個「漆黑的世界」的圖畫描繪出來，就他對那個社會的揭露來看，它的污穢、混亂，使人感到那發散著腐屍的惡濁氣息的社會，確是一座人間的地獄；但是，《日出》的迷人之處，卻在「漆黑的世界」裡又透出滿天大紅的天色；在冷酷中，蘊蓄著溫熱；在地獄裡，有著金子的閃光；在腐屍臭氣下，潛藏著牽動人心的詩意力量。《日出》的現實主義注入了新的血液，融入作家理想的溫暖和浪漫的詩情。他曾談過他寫《日出》時的一種美學的願望：我求的是一點希望，一線光明。人畢竟是要活著的，並且應該幸福地活著。腐肉挖去，新的細胞會生出來。我們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剛剛冬天過去了，金光射著田野裡每一棵臨風抖擻的小草，死了的人們為什麼不再生出來！我要的是太陽，是春日，是充滿了歡笑的好生活，雖然目前是一片混亂。於是我決定寫《日出》。這是他寫作《日出》的一種更真摯更內在的動因和企圖。有了這種創作心境，他的筆墨就不同了。詩意的潛流在主題、結構、背景和人物身上流淌著：「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他寫了那些「丟棄了太陽的人們」，更寫了渴望陽光的人們。雖然，它還不能明確指出太陽是什麼，但他的確「寫出了希望，一種令人興奮的希望」，「暗示出一個偉大的未來」。屬太陽的正是那些在夯聲中前進著的小工，方達生正是在高亢而洪亮的夯歌聲中，迎著太陽走去。這點，當然是激動人心的。

　　詩意的靈魂，滲透在戲劇結構的血軀之中，處處是充滿詩意的對比。激揚著憤慨的深刻揭露和喜劇的嘲諷，同猶如發現新大陸那樣對美的心靈的揭示和美的毀滅的悲劇，是那樣交織著激蕩著。作家的崇高的人道主義，在他的劇裡，匯成對舊世界強烈的控訴。聽聽翠喜的心聲吧！

　　有錢的大爺們玩夠了，取了樂了，走了，可是誰心裡的委屈誰知道，半夜裡想想：哪個不是父母養活的？哪個小的時候不是親的熱的媽媽的小寶貝？哪個大了不是也得生兒育女，在家裡當老的？哼，都是人，誰生下就這麼賤骨肉，願意吃這碗老虎嘴裡的飯？是啊！「都是人」，誰願意墮入非人的生活境地？在這真實的心靈自白中，是對罪惡社會制度的控訴。對人的價值、人的精神遭到摧殘和蹂躪的無比憤慨，使他為恢復人和發現人的價值而進行鬥爭。他以為，像翠喜這些「可憐的動物」，她們的心靈像金子一樣，不能不使人想：究竟是什麼毀滅著她們的美。

　　再聽聽陳白露的痛苦的答辯吧！

　　我沒有故意害過人，我沒有把人家吃的飯硬搶到自己的碗裡，我同他們一樣愛錢，想法子弄錢，但我弄來的錢是我犧牲我最寶貴的東西換來的。我沒有費著腦子騙過人，我沒有用著方法搶過人，我的生活是別人甘心願意來維持，因為我犧牲過自己。我對男人盡過女子最可憐的義務，我享著女人應該享的權利！

　　這是作了交際花的陳白露對他少年時代朋友方達生質問的答辯。這個辯詞貌似倔強，又是何等軟弱，又包含著多少屈辱和痛苦！在這裡深刻地反映著陳白露內心世界的複雜矛盾，也反映著她的精神危機。一個曾經有著美妙青春，漂亮、能幹而純潔的少女，一旦墮入那種醉生夢死的生活裡，是既不得自已又不能自拔。她明知太陽出來，但又清醒地看到太陽不屬她。她為強大的黑暗勢力吞噬了，精神崩潰了，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在《日出》中，既沒有色情的露骨描寫，更沒有投合市民的庸俗心理。他聽到過，看到過像艾霞、阮玲玉的悲劇，以及像翠喜那樣妓女的悲劇。他不是寫陳白露、翠喜墮落的悲劇，而是寫她們這樣一些純潔善良的女人是怎樣走進悲劇深淵的，他窮追猛打的正是那個社會制度。作家的心像潔白的玉石，他的神聖而崇高的道德感情，使他對自己的人物永遠是同情，是悲憫，是憐惜。有人說左拉在《娜娜》中把浪漫幻想和色情描寫結合在一起；而曹禺要寫的是詩意的真實，翠喜、陳白露都是嚴峻而殘酷的真實的詩。陳白露，是繼蘩漪之後，作家貢獻給新文學的第二個傑出的典型形象，她是屬曹禺自己畫廊中的人物。

　　最費曹禺思索的是《日出》的結構。他決心捨棄《雷雨》所用的結構，不再集中於幾個人物上。用他的話說：「我想用片斷的方法寫《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來闡明一個觀念，如若中間有一點我們所謂的『結構』，那『結構』的聯繫正是那個基本觀念，即第一段引文內『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所謂『結構的統一』也就藏在這一句話裡。《日出》希望獻給觀眾的應是一個鮮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們心裡的，也應是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因為挑選的題材比較龐大，用幾件故事做線索，一兩個人物為中心也自然比較煩難。無數的沙礫積成一座山丘，每粒沙都有同等造山的功績。在《日出》每個角色都應佔有相當的輕重，合起來他們造成了印象的一致。」這種所謂片斷的方法，正是同《日出》的內容相適應的。結構的方法總是對象的適應性的產物，從來沒有固定的格式。它的構架特點，即以陳白露的休息廳為活動地點，展開上層腐敗混亂的社會相，同以翠喜所在的寶和下處為活動地點，展開下層的地獄般的生活對照起來，交織起來。他的第一、二、四幕，或可能受到根據美籍奧地利作家維姬·巴姆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大飯店》的啟發。曹禺說，他看過這部電影。《大飯店》寫一家豪華飯店，住著來自四方的種種人物，實業家、紅舞女、落魄的男爵、職員、速記員等，展開的是這些人物的生活片斷。其實，高爾基的《在底層裡》也是在一家旅館裡展開場面，沒有貫穿的交織的故事情節。但是，曹禺的結構卻來自它的藝術獨創的構思，即他說的那個「損不足以奉有餘」的「基本觀念」。他加上一個第三幕，即寶和下處的妓女的生活片斷，這就加強了他對現實的抨擊力量，加深了對社會人生相的深刻概括。這是曹禺的藝術獨創之處。正是在這裡，顯示著他那富於藝術膽識和打破陳規、超越自我的創新力。他說，他是在「試探一次新路」，這試探，並非只是結構上的，而是探索對現實生活作更深刻更廣泛的概括。因之，他把自己的創作又向前推進了一步。也許有人以為他在《日出》前面，安排了老子《道德經》和《聖經》中的語錄，便認為他信奉老子哲學，那是不確實的。這是他的苦心。他已經經驗了《雷雨》禁演的事實，他不願一個「無辜」劇本，為一些「無辜」的人們來演而引起一些風波。他知道處處有梟鳥的眼睛窺探著，而《道德經》、《聖經》中的這些語錄，便使審查官老爺抓不住把柄。他提醒讀者注意那些語錄排列的次序，為此，他是煞費苦心的。曹禺曾這樣回憶說：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也是很糊塗的，我對老子可以說毫無研究。「損不足以奉有餘」大體可概括主題思想，但不能全部概括，因為後面還引了一大堆《聖經》裡的話。這些，合在一起可以說代替序的作用。那時我不想寫序。那時，有一個想法，對那個社會非起來造反、非把它推倒了才算數，要推倒了重新來過。也不知道怎麼來，但是要有人，這批人就是勞動人民，說不清楚是無產階級。那時，我看過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但沒有讀下去。我這個人對理論的東西總感到難懂，看了一些也極不準確。但怎麼才叫無產階級，也不確切知道。勞動者好，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思想是有的。我那一串語錄就是要表達那麼一些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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