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34)_學達書庫

三四

　　羊詰還在文章後列表，對原本和改編本作了比較，可看出改動的具體情形，只可惜現在難找到改編本了，這確是一個遺憾。但從這次《新村正》改編，可看出曹禺的編劇技巧已經是相當熟練了。無論從思想或是藝術來說，較之1916年的舊本，是更為精湛而深化了。曹禺在這次演出中扮演吳仲寅（吳二爺）這一角色，原本寫此人陰險狡猾，有手段，城府甚深，善於聯絡，官僚氣派十足。此次改編，改為一個隻知用人不肯受人利用，深通世故，胸有城府，有魄力，有膽量，聰明機警的紳士。他在日本留過學，回國後辦公事屢受打擊，他才改變計劃作一個利己主義的信徒。曹禺扮演得極為出色，也許是他自己改編的，故演來更能得心應手。

　　曹禺由於《雷雨》的發表和演出，他的影響逐漸擴展開來，接觸文學界和戲劇界的朋友多了，自然，活動範圍也大了。他作為一個文學新秀開始活躍在文壇上。1935年2月20日，他參加了有巴金、靳以等200人簽署的《推行手頭字緣起》，發表在《太白》半月刊第1卷第11期上。6月，為反對復古運動，維護新文學的發展，與老舍、巴金等百餘名作家在生活書店出版的《讀書與出版》第2號上，發表了《我們對文藝運動的意見》。這段時間裡，他和何其芳、李堯林、蕭乾、畢煥午、沈從文等，都已成為十分熟悉的朋友。

　　當然，他更多的是參加戲劇方面的活動。1935年3月，當王文顯教授的《委曲求全》在北京協和禮堂公演時，他應邀參加；在清華大學公演後還參加了座談，又結識了唐槐秋、戴涯、趙慧深、焦菊隱、程硯秋、徐露村。座談會後，他和唐槐秋、馬彥祥、李健吾四人合影留念。

　　中國旅行劇團早已決定排演《雷雨》了。唐槐秋領導的這個中國現代話劇的第一個職業演出團體，聚合一批有志於話劇藝術的表演人才，得到這麼一個好本子，真是如魚得水。《雷雨》先在北平演出，受到觀眾的歡迎；秋天又到天津演出。唐槐秋和幾個主要角色住在惠中飯店，演出就在中國大戲院。上座率是相當高的，曹禺頗為振奮，親自看到演出效果，他有時就在演出時躲在後臺為演員們提詞。戲散場晚了，有時就住到惠中飯店裡。唐槐秋對曹禺說：「萬先生，《雷雨》這個戲真叫座，我演不少新戲，再沒有你的《雷雨》這樣咬住觀眾的。老實說，有這樣的戲，才能把劇團維持下去。」「中旅」是職業劇團，他們得靠演戲才維持生活，所以唐槐秋最能體驗《雷雨》對一個職業劇團的價值。當然，他也聽到「中旅」在北平演《雷雨》所遇到的麻煩。淘金說：「國民黨說我們這齣戲有傷風化，兒子跟後娘偷情不會有好影響，少爺和丫頭戀愛同樣很糟，於是這齣戲被認為是有害的。一個星期後，警察抓走了八個演員，我是其中之一。我們被戴上手銬腳鐐，並遭到拷打，他們逼著我們跪下，打我們，要我們承認是共產黨。」儘管曹禺經過禁演《國民公敵》的事，但畢竟不是他自己寫的戲。這次，他的感受更深了，演戲寫戲都是要擔風險的。但是，「中旅」在天津的演出打響了，這對於曹禺來說就足夠了。

　　就在這個期間，李健吾寫了一篇《雷雨》的評論，刊登在1935乍8月24日的《大公報》，這是第一篇很有分量的評論，他是帶著滿腔熱忱，更帶著一個評論家的客觀態度來進行評論的。他說：「曹禺原即萬家寶先生，《雷雨》是一個內行人的製作，雖說是處女作，立即抓住了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現在可以說是甚囂塵上。」稱譽它是「一出動人的戲，一部具有偉大性質的長劇」。他認為《雷雨》裡「最有力量的一個隱而不見的力量」，是「命運觀念」。他說這命運就「藏在人物錯綜的社會關係和錯綜的心理作用裡」。他指出最成功的人物是女性，「注重婦女的心理分析」。他說蘩漪是一個「反叛者」、「被犧牲者」，富於「內在的生命」。他還指出《雷雨》受了希臘悲劇作家歐裡庇得斯的《希波裡托斯》和法國作家拉辛的《費德爾》的影響。並且說：《雷雨》「很像電影」。但也中肯地批評《雷雨》在情節上「過了分」，還須「刪削」那「無用的枝葉」。他讚揚「作者賣了很大的氣力，這種肯賣氣力的精神，值得我們推崇，這裡所賣的氣力也值得我們敬重」。

　　不久，《雷雨》開始在上海也逐漸產生影響，先是由上海復旦劇社演出了《雷雨》，歐陽予倩導演，鳳子、李麗蓮、吳鐵翼等主演。演出在寧波同鄉會進行。演出前，趙景深先生請曹禺題字。趙景深回憶說：「曹禺因為自己的字寫得不好，便請復旦的老同學靳以（章方敘）來冒名頂替，我被曹禺瞞過，回信給他說：『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連字也像他！』」但這次演出影響不大。1936年，「中旅」到上海演出了《雷雨》，在卡爾登大戲院，轟動了上海。曹聚仁在他的《文壇五十年續編》中說，《雷雨》的演出，使它與「各階層小市民發生關聯，從老嫗到少女，都在替這群不幸的孩子們流淚。而且，每一種戲曲，無論申曲、越劇或文明戲，都有了他們所扮演的《雷雨》」。他說，1935年「從戲劇史上看，應該說進入<雷雨>時代」。茅盾後來也有「當年海上驚雷雨」之贊，說的也是30年代中期《雷雨》轟動上海的情形。

　　張彭春又一次邀請曹禺合作。

　　這次的計劃，是要把莫裡哀的《慳吝人》搬上舞臺。張彭春不愧是一位傑出的話劇藝術舞臺上的實踐家。從易卜生到高爾斯華綏再到莫裡哀，這樣一步一步地把國外名劇介紹進來。他仍然採取改編的辦法。張彭春和曹禺共同商定了改編方案，由曹禺執筆。張彭春也是個雷厲風行的人，說幹就幹，邊改編邊排演邊修改，十分緊張。

　　似乎，曹禺旺盛的力量是永遠施放不盡的。他以高度的創造性，把這個劇本中國化了，完全是中國人的姓名、地點、習俗、語言，把全部《慳吝人》都改造了。導演仍然是張彭春，由曹禺扮演主人公韓伯康（阿巴公），鹿篤桐扮演韓綺麗，舞臺主任華午睛，化裝呂仰平，佈景設計林徽因女士。其它參加演出的還有徐興讓、房德奎、侯廣弼、王守媛、張國才、嚴仁穎、李若蘭等人。鹿篤桐回憶這次排練演出的情況時說：那時我在天津六中讀書，把我找來，真是高興極了。這個戲完全中國化了，戲名改為《財狂》，劇情也是中國味的。劇本中國化，主要是曹禺搞的，邊改邊排，稿本不是一下子搞出來的。他又負責改本，又參加排演，忙得很。看出來，張先生很欣賞曹禺。他確有獨到之處，他很認真，一到排演場上，他就裝瘋賣傻，那是真上勁兒。曹禺的戲很重，他自始至終都那麼認真，很不簡單，下了功夫。眼睛是什麼樣，動作是什麼樣，臺詞怎麼說，張先生導演很細緻。當他認為曹禺演得好的時候，就擁抱曹禺，他對曹禺是喜歡極了。我們都常開曹禺的玩笑，說曹禺是「一朵花」，是張彭春的「一朵花」。他一進來，我們就說：「一朵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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