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24)_學達書庫

二四

　　還在天津的時候，他就開始迷戀音樂了。來到清華，他對音樂就更喜愛了。學校有一個軍樂隊，有著各種樂器，大禮堂經常播放音樂唱片，供愛好音樂的學生欣賞。

　　是一種十分奇妙的聯想，每當他走到大禮堂前就想起天津的法國教堂，好像巴赫的彌撒曲又響在耳邊。他又總是把輝煌的建築和音樂聯在一起，清華的大禮堂較之天津的法國教堂更令人賞心悅目，閃閃發光的金色的大門，聳立著高大的圓柱，半個球形的圓頂，顯得格外莊重。門前的草坪一片蔥綠，更顯得它巍然靜穆，似乎它本身就是一首樂曲。偏偏這裡又經常傳出動聽的音樂聲，他就成為到這裡欣賞樂曲的常客。他陶醉在貝多芬的樂曲中，他特別喜歡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樂，它的和諧、明朗、純樸、愉快的旋律，好像使他置身在鳥語花香的田野裡，呼吸著清新的沁人心脾的空氣，沐浴著溫煦的陽光，陶醉在人與大自然交往而引起的豐富的心靈感受之中。他欣賞音樂，從不去理會什麼是樂曲的主題。但是，他喜歡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那「命運的敲門聲」卻能心領神會，強烈感受到那種掙脫黑暗的艱難和贏得光明的喜悅，那富於進取搏鬥的旋律震撼著他的心靈。再有就是莫紮特的樂曲，莫紮特一生的遭遇，使他對這位音樂家肅然起敬。他驚歎他的天才，他同情他，他憤恨那個摧殘壓制天才的時代。他特別喜歡莫紮特的第四十一交響曲，是一種不可言狀的情感交流，也許是它那雄偉的史詩般的風格和對希臘悲劇的感受交融起來，而它那種具有強烈探求的主題音樂，喚起他當時內心探求的激情。特別是它的第二樂章，時而憤怒咆哮，時而沉思靜想，那種帶有悲壯的戲劇性，誘發起他感情的繳蕩。對巴赫的作品接觸更多了，無論是他的《受難曲》，還是《b小調彌撒曲》等，都能引起他對人生的思索。曹禺更進一層領會到巴赫作品中的哲理意味。其他如海頓、舒伯特、肖邦的樂曲，他都有所領略。古典音樂的莊嚴肅穆，常常把他帶進一種不可言喻的冥想之中，是美好的憧憬，是人生的思索。而對交響樂，它那嚴整而複雜的結構，更使他感受到高度的和諧和完整，是整體的把握，是境界的感悟。曹禺說，

　　不知我怎麼就又迷上音樂了。那時清華大學有軍樂隊，我跟一位老師學巴松管，但是很難吹，吹了一段時間，就沒有再堅持下去。學校裡有很多唱片，我接觸交響樂就是在清華開始的，我很喜歡莫紮特的作品，很抒情。聽巴赫，聽貝多芬的唱片，就慢慢地滲透進來了。我對西洋音樂很感興趣，像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葛利多茲，花腔女高音，也是聽得入迷的。記得是德國的古諾夫，在北京飯店演出歌劇《浮士德》，那是最有名的歌劇，從清華趕到城裡去看。我既不會拉，也不會唱，但音樂的影響對我很深，也說不清是怎樣的一種影響。他的同學陸以循回憶說：家寶在清華就喜歡音樂，在樂隊裡吹過巴松管，大概是他已經上三年級了。他比我高兩個年級，我們又住在一間宿舍裡。我一進清華就熱衷學小提琴，在城裡跟一個俄國老師學，家寶跟王龍陞老師學巴松管。當時清華還有一個德國老師古普柯教鋼琴，一個俄國老師托謀夫教小提琴，清華樂隊搞得很紅火。家寶對我學小提琴很支持。我當時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去搞音樂了，考試能通過就行了。家寶很贊成我的做法，他是很熱情的，也很誠懇。他以為一個人熱愛上一種事業，就搞下去。他覺得考試不是很重要的。

　　音樂對曹禺的影響是潛在的，對音樂的感受都滲透在他的藝術細胞之中。他自己說，這種音樂影響說不清楚，其實音樂對他的藝術的和諧感、節奏感、結構感都有著潛在的陶冶。可能，人們會想到他的《雷雨》的「序幕」和「尾聲」，不僅可看到希臘悲劇中合唱隊的影響和啟示，還特意安排了巴赫的HighMassinBMiuorBenedietusguiVenaitDominiNomini，大風琴伴著合唱頌主歌，教堂外邊的鐘聲從遠處傳來，使序幕具有濃郁的肅穆的氛圍，把觀眾引入劇情之中。後來的《日出》的打夯號子，也是把音樂插入戲劇的嘗試。但曹禺的音樂感是更深邃地滲透在他的戲劇情境、戲劇結構、戲劇節奏和戲劇語言之中。這些，倒是只能意會而不好言傳的。

　　當曹禺正在盡情享受著讀書的歡樂時，他怎知道，清華園也並非是一座「世外桃源」。這座聞名於世的大學，歷來就充滿著鬥爭。國內政局的變化總是在清華反映出來，單是1911年到1928年，17年間，校長就十易其人。軍閥政府每改組一次，就要更換一次校長，而師生同當局的鬥爭，也加速了校長的更迭。曹禺還未進校之前，1930年5月，清華師生曾掀起「驅羅」運動。校長羅家倫在國民黨支持下推行黨化教育，獨斷專行，視教授為草芥，激起師生憤怒。趁當時各派軍閥「中原大戰」正酣之際，閻錫山、汪精衛在北平另組「國民政府」，蔣介石在北方一時失勢，便發動了「驅羅」運動。清華學生代表大會提出「請羅家倫自動辭職」議案，羅家倫悻悻而走。緊接著又有師生抗議閻錫山派喬萬迭出任清華校長的事件發生，喬萬迭未能上任便被清華人趕出清華。1931年，蔣介石利用奉系軍閥驅散了閻錫山、汪精衛的「國民政府」，便把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副教務主任吳南軒派做清華校長。他口口聲聲說「受命党國」，一到校便施展為清華人所深惡痛絕的個人專橫手段，於是又展開了一場「驅吳」鬥爭。在這次驅吳運動中，曹禺也參加到師生鬥爭的行列裡。他參加開會，參加罷課和請願活動，直到把吳南軒趕走。這使他第一次嘗到民主的勝利和歡樂，也感受到學生自己的力量，他覺得清華人熱愛自由和民主，對獨裁專制，對所謂「党國」統治是決不能容忍的。

　　對曹禺震動更大的是「九·一八」事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來，整個清華園都震動了。全校同學幾乎都跌入一個空前災難的悲憤之中。就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清華學生就成立了抗日救國會，開展了各種抗日救國活動。同時，建議北平各大學召開學生代表大會，成立北平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隨之，北平學生抗日救國運動風起雲湧。國民黨反動派對此十分惱火，於9月21日召開了北平軍警憲和各校負責人會議，通過了鎮壓學生運動的四項決議：禁止學生罷課；不許學生結隊遊行；學生講演應以三五人為限；學生開會得經校當局批准，並由警察參加「保護」等，這更激起廣大學生的憤慨。學生代表組織代表團到南京請願。

　　在這震驚中外的流血事件中，曹禺愛國熱情也越燒越旺。他對當時少數右派學生破壞抗日救亡運動深為痛恨。特別是對一個尚××，他憎惡透了。他說：「我當時對劉××，尚××這些人很反感，國民黨不是個東西，大家抗日熱情那麼高，少數敗類就唱反調，就是那個尚××，他混在請願團裡，孫浩然等同學從南京回來，說尚××對蔣介石百依百順，把大家都氣壞了。」

　　孫浩然對此回憶說：

　　「九·一八」之後，我們去南京請願，當時我負責交通聯絡。到了南京，被安排住在中央軍校，上海也有學生代表來，國民黨採取各個擊破。當時我們絕食，蔣介石在中央黨部接見我們，還拿出餅乾給我們吃，大家都不吃。蔣介石講了一套什麼先安內後攘外，攘外必先安內的鬼話。在我們請願團裡有個叫尚傳道的，是個國民黨，他坐在第一排，蔣介石講完了，他就站起來說：「蔣委員長的意見，我們接受，完全接受。」這把大家氣壞了，他同誰也沒有商量就這樣做了。這個人是政治系的，畢業後進了政界，長春解放時被我們俘虜了，當了戰犯。家寶也知道這件事。我好像記得他也去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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