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16)_學達書庫

一六

　　南開新劇團編演的劇目，雖被人稱為「過渡戲」，但較之那些庸俗不堪的文明戲，不可同日而語。其題材多取自現代生活，思想內容比較健康。如早期劇目《一念差》等反對官僚制度的腐朽，揭露官場之黑暗。而《一元錢》、《恩怨緣》等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勞動人民艱難困苦的生活，同時，也揭露封建道德的虛偽，具有反封建的傾向。但是，不容否認，這些劇本也殘留著舊戲的影響，在故事情節上或多或少地還看出舊戲的路數。思想內容也還不能從更徹底地從反封建立場上來觀察社會現象。就拿《一元錢》來說，這齣戲寫一個叫孫思富的人，因債務累累，處境困窘，遂求朋友趙凱為他想辦法。趙凱竭囊相助，孫思富出於感激之情，遂把自己的女兒慧娟許配給趙凱的二兒子趙安，孫得以渡過難關，家境逐漸富裕起來。而趙凱於10年後病逝，長子趙平放縱揮霍未能繼承父業，家道衰微。此刻，趙安已長大成人，就投奔孫思富，乞求岳父的幫助。但是，孫思富卻蓄意賴婚，更不給予扶助，可謂忘恩負義。趙安因此憤發圖強，銳意求進，終於又把家業振興起來。這時，孫思富要打官司，不得不求趙安幫忙，這才深悔自己的過錯，乞趙安諒解寬恕。此劇頗合「善惡昭彰」的心理，加之，它的臺詞寫得新穎，沒有那些俗不可耐的陳詞濫調，佈景又極別致，便受到觀眾的歡迎。但是，於劇情中，也可看到舊戲的影響。《一念差》主人公葉中誠因聽信朋友的話，施計謀害李正齋下獄，葉中誠為了自己榮華富貴，卻搞得別人妻離子散家敗人亡。後來，葉中誠因受種種刺激，忽然覺悟過來，感到過去做的事太缺德了，受到良心譴責，於是便又把李正齋救出來。不料，李正齋卻死去了。葉中誠便想把自己的財產分給李的妻子，遭到李妻的拒絕。此刻，葉中誠覺得自己山窮水盡，再也無法洗刷他的罪惡，就決心自殺。他先把為他出謀劃策的那位朋友殺了，然後結果了自己。李正齋的妻子見到葉中誠已經死去，便說：「這種人世界上就很難得的了。」這齣戲把導因於社會矛盾的事件，較多地歸結于純道德純心理的因素，以所謂良心的發現和良心的譴責來解決矛盾，就顯得軟弱無力。「勸善懲惡」，匡正人心，是這些劇作的共同特徵。這些戲，也並非全受舊戲影響，如《一念差》等就有著托爾斯泰的《黑暗之權力》的影響。應當說，張彭春的《醒》，特別是《新村正》更具有「新劇的意味」，它擺脫了舊戲乃至文明戲的影響。他把戲劇創作的新觀念，導演、表演的新方法帶回國內來，不愧是中國現代新劇的先行者。

　　張彭春，字仲述，因排行老九，南開人又稱他為「九先生」。1892年生於天津，1908年畢業於南開學校，1910年參加「遊美學務處」（清華學堂的前身）第二屆「庚款」留學考試，以優異成績名列前茅。同年，和趙元任、竺可楨、胡適等70人赴美留學。先後就讀于克拉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獲藝術碩士和哲學教育碩士。1916年回國。在留學美國期間，他就對戲劇格外喜好，而且開始劇本創作。1915年2月14日，胡適在《訪張仲述》的日記裡寫道：「仲述喜戲曲文學，已著短劇數篇。近複著一劇名曰：TheIntruder——《外侮》，影射時事，結構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謂非佳作，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自為之，遂令仲述先我為之。」由此，可看出張彭春在美國已對戲劇有深入的鑽研了。他回國後，南開學校校刊也報道說：「先生于此道久有研究，且極熱心，從此吾校新劇前途，自必更放異彩。」南開師生對他寄予厚望。

　　未曾料想到，他一主持南開新劇團事務，為上演劇目問題，便同他的胞兄張伯苓等人進行了一場小小的爭論。新劇團團長時子周主持編寫的劇本《一念差》，作為南開校慶的公演劇目，張伯苓已經批准。可是，張彭春卻持反對意見，這樣，就引起了爭論。當然，張彭春認為自己的《醒》劇是可以公演的。經過幾次聚商，決定兩劇同時排演。1916年10月10日兩個戲同時試演，由嚴范孫和張伯苓等人進行評判，結果是《醒》被否定了，認為此劇「情旨較高，理想稍深，雖寫實述景歷歷目前，可以改弊維新，發人深省，無如事涉遐高，則稍失之枯寂，似與今日社會心理不和！」。對《一念差》的意見，認為只要再增加一幕即可以公演。張彭春則被邀請參加指導《一念差》的修改工作。

　　《醒》於1916年12月18日刊登在《南開英文季報》上，據記載，是用英漢兩種語言同時刊出的。可惜，至今我們還找不到這個劇本。但是，從排演報道來看，稱讚此劇「頗多引人入勝之點……獲此良辰，聆斯妙劇，佳音佳景，而極其妙矣」。看來是一部寫實主義的劇作。至於它被否決的理由，也並不能完全得出什麼結論意見。引人思索的，是張彭春和張伯苓、時子周等人的爭論，究其原因，還在戲劇觀念上的分歧。從張彭春對《一念差》的批評中也可看出，他是接受了歐美正在風行的現代戲劇觀念，在創作方法上追求的是現實主義，企圖打破舊劇的束縛，也企圖沖決文明戲之羈絆。這點，從他稍後些寫出的《新村正》體現得更充分些。

　　《新村正》寫於1917年，1918年10月在天津公演，同年12月發表于《英文季報》上，仍然是以英漢語對照刊出。1919年5月，又刊登在《春柳》雜誌上。這個劇本的發表和演出，不但在南開新劇史上是有里程碑的意義，即使在中國話劇史上，也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劇作。

　　《新村正》寫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後，發生在中國農村的一段故事。惡霸地主吳紳，欺壓百姓，無惡不作。革命成功後，他本該受到懲處，但是，他非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制裁，反而當上了「新村正」，有些像後來魯迅寫的《阿Q正傳》中的人物，那時舊時官僚又「咸與維新」了。此劇主題比較深刻，它不僅揭示了帝國主義勢力在農村與豪紳相勾結，造成農民的貧困破產，並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同時，它還反映了農民起而抗爭的必然性，暗示出鬥爭力量壯大及其光明前景。在京津一帶上演後，像魯迅、周作人、胡適等都看過演出，陳大悲、宋春舫等人撰文評論，給予很高評價。《新青年》、《晨報》、《每週評論》、《新潮》、《春柳》、《新民意報》等都發表劇評和報道。宋春舫說：「我今天看了這本《新村正》，覺得非常滿意。《新村正》的好處，就在打破這個團圓主義。那個萬惡不赦的吳紳，憑他的陰謀，居然受了新村正。不但如此，人家還要送『萬民傘』給他。那個初出茅廬、乳臭未乾的李壯圖，雖有一腔熱血，只能在旁邊握拳頓足，看他去耀武揚威呢。這樣一做，可把吾國數千年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兩句迷信話打破了。」南開校友高秉庸說：「《新村正》把社會上的一切罪惡，一切痛苦，都完完全全的表現出來，絕沒有一點修飾，這就是重實際。編劇的人，用冷靜的頭腦，精細的眼光，去觀察社會，將它的事實，一樁一樁地寫下來，讓人去細想，自己不加一點批評，這就是客觀的批評。」由此可見，作者採取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另外，演出的佈景也是運用現實手法。據當時評論說：「……天色蔚藍，以竹為篷，糊以紙，塗以青，而以藍色之電燈反映之，如真天然，而鮮麗之色蓋有加焉。有古井一，井圍為淡黃色，若經久剝蝕之。麻石旁有貧婦一，浣衣且汲水……既汲而出，水則盈桶，何技之巧而竟如斯也！」從《新村正》的創作和演出，可看出彭春先生完全是借鑒外國戲劇而進行藝術創造的。他在美國期間，正值歐美小劇場運動蓬勃發展之時，易蔔生的戲劇也正在歐美大陸上風行，而歐洲著名導演、也就是小劇場運動的創始人德國人馬克斯·賴因哈特，無疑都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寫《新村正》較胡適的《終身大事》還要早些。而就其思想和藝術來說，較之《終身大事》還要深刻得多。可以說，它是中國現代話劇史的先驅作品。而就戲劇藝術的整體把握來說，在當時也是傑出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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