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13)_學達書庫

一三

　　一天裡，父子是很難碰面的。清晨，他去上學，午間在學校裡進餐，下午放學才回家。家寶在學校裡，過得十分愉快，上課，演戲，和夥伴談詩論文。而一回到家裡，就進了另外一個世界。一進家門，整幢樓房就靜得嚇人，光線幽暗的樓道裡，陰沉沉的，似乎空氣都像冰塊那樣凍結起來。沒有一點聲息，也沒有一個人影。父親和繼母抽了一夜的鴉片，把黑夜當白天過。家寶回家時，他們還在睡夢裡。僕人們都不敢出聲，生怕驚擾主人的酣夢，都躲到另一座樓裡去休息。既然這樣難得碰面，可是偶爾碰到一起吃飯，飯菜剛剛端上來，父親不知為什麼就大發脾氣。有時，就把廚子大罵一通；有時，就在飯桌上把哥哥訓斥一頓。繼母在旁邊勸說，不勸則還罷了，越勸便罵得越厲害。這種壓抑的氣氛，使家寶內心經常有一種沉重的壓力，窒息得很，都要悶死了。他唯一的辦法，便是悄悄地躲到自己的房間裡去看書。

　　家寶苦悶的酵素，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滋長著。他對父親不滿，他對家庭不滿。這種不滿只是在他心中凝聚著，回蕩著。他不是那種人，一遇不滿便怒形於色，把它發洩出來，化為種種反抗的行動，而他總是苦苦地思索著。父親是喜歡他的，同家修形成對照。但是，父親卻越來越不理解家寶了，為什麼這麼小小的年紀會有那麼多苦悶，這些苦悶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家寶的苦悶也不全部是來自家庭，他讀了那麼多書，特別是文學作品，他接觸到家裡以及周圍的熟悉的人事，他又是那麼敏感的一個人，於是便常常陷入一種追索的苦悶之中。家寶已經是高中生了。由混沌的少年進入富於自主意識的青年時代，在他的意識裡逐漸增長著的是對社會的不平感，是對種種人事灼熱胸膛的正義感，是對人生意義的朦朧追求，是對現實中貧富對立的強烈感受。他曾經這樣說：那時已經讀高中了，覺得頓時長大了，似乎對人生的意義有所追索，對社會也有更多關注了。我曾經在大街上遊行高喊取消二十一條，還高呼過「還我山東」的口號，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憤恨的。打倒列強是很清楚的，那時就會唱打倒列強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齊歡暢。那時，我們就唱著這樣的歌曲，參加一些政治活動。南開中學是有這樣的好傳統的，周恩來同志在南開讀書時就開始了這個傳統，一代一代傳下來。

　　家寶的高中時代，正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從勝利而失敗。當時的天津處在軍閥統治之下，但是，全國反帝反封建的重大鬥爭都在南開中學引起過強烈的反響。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師生組織了「南開中學五卅後援會」，並演出戲劇宣傳反帝愛國思想，家寶熱情地參加了這些宣傳活動。1926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反動政府公然槍殺愛國學生，激起了南開中學師生的憤慨。《南中週刊》發表文章，聲討段祺瑞的血腥罪行，並對當時的教育總長「不惟絲毫無動於衷，而反為政府通電，話之為暴徒」的行為痛加譴責。事隔兩年，在家寶擔任編輯的《南開雙周》1928年第1期上，還在卷首用大字排出魯迅《淡淡的血痕》中的語錄作為紀念。1928年，日本帝國主義在山東濟南製造了槍殺我同胞和外交人員的流血事件，校刊上立即發表《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濟南事件的意義以及我們的自覺》等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

　　南開中學也有共產黨人。有一次，曾發生一起震動全校的事件。和家寶同年級的一位同學管亞強，在學校開大會時，指責校長張伯苓，質問他為什麼不允許學生罷課。

　　管亞強是CY，他這樣敢於當面指責校長，在校內反響很大。有的學生對管亞強很不滿意，有些學生持中立態度，而學校當局則採取嚴厲的態度。家寶很同情他，覺得管亞強沒有什麼不對。家寶的同學陸以循回憶說：我在中學時同家寶住在一間宿舍裡，他比我高一年級。當時，他在高中一年級，同屋四個人，有位同學叫管亞強，他還是個有名的政界人物的子弟，很激進。學校開會時，他敢和張伯苓頂撞，質問張伯苓，後遭到學校打擊，並通過他的家庭對他施加壓力。家寶很同情他。我當時是站在張伯苓方面，我覺得校長對，學生怎麼能頂校長呢？但是，家寶卻不是那樣，他的思想比較前進些，他覺得管亞強是有道理的。雖然，家寶沒有公開站出來為管亞強講話，但同我的想法不一樣。特別管亞強有一段因受壓力而沉默起來，家寶就更同情他。

　　家寶和管亞強住在同一間宿舍裡，但平時很少談政治問題，他不知道管亞強是CY。他看管亞強每天很忙，鬧罷課，經常外出活動。偶爾交談起來，管亞強也說：「家寶，你老是死啃書本有什麼用？」但管亞強敢於站出來同校長頂撞，那種積極的反抗精神，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當全國解放後，他們再度重逢時，管亞強已改名張致祥，是我黨一個高級幹部，他才知道那時管亞強在南開中學時已經在從事地下工作了。1927年，家寶擔任了《南中週刊》「雜俎」欄的編輯，他不但自己編輯雜文、短評，而且親自撰寫雜感，在第20期、25期、30期上，他以萬家寶和小石的名字發表了幾篇文章：《雜感》、《偶像孔子》、《聽著，中國人！》，或批判迷信偶像，或評說是非，或針砭錮弊，寫得也頗犀利。其中最能體現他高中時代的社會思想的，是1927年4月在《南中週刊》第20期上，以萬家寶的名字發表的題為《雜感》的三則雜文。這時，他已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了。這篇《雜感》確如郁達夫所曾希望於他們的，對惡勢力的攻擊持著「正大的態度」，它的「罵人」也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在三則雜文前面，有一段序言，頗能看出曹禺當時的某些思想態度。他是這樣寫的：將那閃電似的，奔流似的，憧憬的情趣，以及由各種現象而產生的心境，它只有天才能為之解釋。同時一般庸流複可感觸得到的，驀地把它提到字塊裡，無目的地把它寫出，無意義地映在癡人的腦海裡，這或是「雜感」的真義吧？

　　「這個人癲頭癲腦，一肚子鬼話。」我們常對人這樣批評。由這句話，總可逆料此人不會說「人話」的，甚至所謂「人話」反根本不曉，因為人非鬼，為人而雲鬼語，則怪異可知。實在癲氣十足的癲子，鬼話不能講，人話反而不少。果儘量感受其味格，他的話裡頭當發現孕含著不滅的創造性；他的思想常變化流動，永進不息，顯現他在徹底地思索面前的事物，不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擾而變動他的觀念。他的生活欲求極端興旺，他的感想無在不可施展，他所見是正確社會的面影，因是他的「鬼話」便長瀉不息。由這出發點講出的「鬼話」便是雜感的完成。

　　從這一段今天看來依然充滿熱忱的議論來看，他對「雜感」的解釋還是有它的獨到見地。的確，在那個社會中，能講「鬼話」倒是能道出「正確的社會面影」。特別是作為一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所追求的是在事物面前的「徹底地思索」，是「發現」事物中「孕含著不滅的創造性」，是「不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擾而變動他的觀念」的獨立不倚的精神。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緊接著他在這個短序中又寫到：轉到自己，假若生命力猶存在軀殼裡，動脈還不止地跳躍著的時候，種種社會的漏洞，我們將不平平庸庸地讓它過去。我們將避去凝固和停滯，放棄妥協和降伏，且在疲弊困憊中要為社會奪得自由和解放吧。懷著這樣同一的思路：先覺的改造者委身於社會的戰場。斷然地與俗眾積極地挑戰；文學的天才絢爛地造出他們的武具，以詩、劇、說部向一切因襲的心營攻擊。他們組成突進不止的衝突與反抗，形成日後一切的輝煌。然而種種最初的動機，不過是那服從于權威，束縛于因襲畸形社會的壓制下而生的苦悶懊惱中，顯意識地或潛意識地，影響了自己的心地所發生雜亂無章的感想。那種紛複的情趣同境地是我們生活的陰萌，它複為一切動機的原動力，形成大的小的一些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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