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傳(12)_學達書庫

一二

　　這一回到廣州，是在陽曆的10月底，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書件報紙，在廣大宿舍裡候我了。打開來看，中間也有你們的《玄背》（系和《庸報》一道寄給我的），接著又見了你們的信。讀了你們的信，才想起當時想和你們交換廣告的事情來。這事情實在是我的疏忽。當時交原稿（《創造》第三期）給仿吾時，沒有提出來說個明白，所以變成了欺騙你們的樣子。現在《創造》月刊，又歸我編了。在第六期的後面，當然可以把《玄背》介紹給大家。雖然介紹的方式，還不能預先告訴你們。但是在過去三四個月裡，卻使你們太失望了，這一點是我的疏漏，請你們恕我。現在上海北京，有許多同《玄背》一樣的刊物問世，它們的同人，都是新進很有勇氣的作者。可是有一點，卻是容易使人感到不快的，就是這一種刊物的通病，狂犬似的沒有理由的亂罵。罵人，本來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現在的中國。

　　我的朋友成訪吾也喜歡罵人，可是他罵的時候，態度卻很光明磊落，而對於所罵的事實，言語也有分寸。第一，他罵的時候，動機是在望被罵者的改善，並非是在尖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壞被罵者的名譽。第二，他罵的，都是關於藝術和思想的根本大問題，決不是在報睚眥之仇，或尋一時之快。

　　你們的小刊物上，也有幾處罵人的地方，我覺得態度都和仿吾的罵人一樣，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這一點就是在頭上說過，《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個最大原因。以後我還希望你們能夠持續這一種正大的態度，對惡勢力，應該加以十足的攻擊，而對於不甚十分重要的個人私事，或與己輩雖有歧異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斷不可痛詆惡罵，致染中國「文人相輕」的惡習。現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麼時候能夠寄到天津，並且收信到日，更不知你們的《玄背》，是否在依舊出版。總之，我希望你們同志諸君，也能夠不屈不撓地奮鬥，能夠繼續作進一步打倒惡勢力、阻止開倒車的功夫。

　　達夫寄自廣州

　　1926年11月15日夜家寶和少年夥伴一起創辦《玄背》，也並非把文學視為兒戲，他們自稱是「不受天命」的青年，他們感到周遭一切惡勢力的壓迫，既沒有十足的權威「來發一道命令去禁止它們的侵襲，又不能像屠夫刀下的羔羊似的戰慄著講『服從』的大道理，只得幾個人結合起來，硬著頭皮去碰惡勢力的鐵釘子，碰死了也是一個勇敢的死鬼，碰不死就拼上了這條不值錢的命還是跟它碰，早晚總有一個勝負的日子。」由此可看見這些年輕人對惡勢力進行勇敢抗爭的心情。當然，也有家寶在內。而郁達夫的信，無疑給了家寶以及他的同伴以信心和力量。那些對《玄背》給予積極評價的話，一再稱之為「清新」的印象，也給家寶等以安慰，激起他們要「像郁達夫先生希望那樣，『不屈不撓』的幹去」。我們不曾查到《玄背》中是否還有曹禺寫的「罵人」的文章，但郁達夫那種鼓勵他們對惡勢力「應該加以十足攻擊」的話，是對曹禺有影響的。這點，從曹禺稍後些寫的《雜感》中可以看出來，也可以從他的未來的劇作中看出來。

　　曹禺未曾和郁達夫見過面，但曹禺始終敬仰著郁達夫先生。而郁達夫雖未曾想到曹禺就是當年他曾關懷過的《玄背》中的一員，卻對《雷雨》、《日出》和《原野》給予很真切的評價。在抗戰期間，他在《星島日報》副刊上曾發表過《看了<雷雨>的上演之後》和《<原野>的演出》，似乎他對《原野》有著特殊興趣，他認為《原野》是「帶有象徵意義的問題劇」。「只有把象徵具體化出來以後，明確提出一個問題，指示我們一條道路，一定要有這樣的劇本，才有深刻的印象，使永銘在讀者和觀眾的心頭。照此說法來看，則《原野》就有它特有的價值了，其價值自然遠在《雷雨》、《日出》的兩劇之上。」由此，也可見郁達夫和曹禺之間的神交。這種精神上的聯繫，明白地告訴我們，曹禺是在「五四」新文學的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第二代作家，魯迅、郭沫若、茅盾、郁達夫都成為他的引路人。

　　【第五章詩的迷戀】

　　萬德尊的官運，就如同坐在一隻失去舵的破船裡，在海洋上飄蕩。黎元洪被段祺瑞攆下了台，萬德尊自然也受到連累。皖系軍閥段祺瑞操縱著中央政權，是因為後邊有日本帝國主義在撐腰。美、英帝國主義自然不甘心，便支持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並發動了直皖戰爭。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看到皖系即將失敗，便又扶植奉系軍閥張作霖。在直皖戰爭中，張作霖聯直倒皖，乘機入關，以便和直系分享北京中央政權的勢力。1922年4月又爆發了直奉戰爭，奉系失敗，退據東北。

　　這樣的軍閥混戰，隨著一派軍閥的倒臺，便有大批軍官下野，而隨著一派的得勢，則又有一批軍官升官發財。特別滑稽的是，大總統也像走馬燈一樣，袁世凱稱帝失敗，繼之而起就有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等，民國成立不過10年，而大總統就換了五六次。

　　1917年黎元洪下臺之後，萬德尊還沒有徹底垮臺。1918年，徐世昌當大總統時，家寶的曾祖母魏氏百歲壽辰，萬德尊曾在天津大擺宴席慶賀。徐世昌曾題「蔚為人瑞」之匾額相贈。1922年8月，黎元洪又被抬出來複任總統了，萬德尊被授予「藩威將軍」稱號，並成為將軍府的將軍。黎元洪好景不長，1923年6月，又被驅逐下臺，就在這年10月，曹錕採取賄賂議員的醜惡辦法，「選舉」曹錕作了大總統，這就是臭名昭著的「豬仔議會」的鬧劇。家寶因病休學，也在北京，他還隱約記得：「當時還小，但對曹錕競選總統的醜劇還有些印象。記得那些議員們坐著車子滿街飛跑，老百姓都站在大街上看熱鬧。」在這次黎元洪下臺之後，萬德尊就回到天津，從此一蹶不振，在政治舞臺上銷聲匿跡了。他開始過著寓公生活，成日和妻子抽大煙，同朋友一起賦詩寫字，精神抑鬱潦倒，心灰意冷，再無心仕途了。那時，他還不到40歲，總是說：「我老了！」一種老之已至的悲涼感佔據了他的心。

　　萬德尊的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了，動不動就發火，常常是無名之火。也許他不甘心就這樣退出舞臺吧！也許他覺得他為那種捉摸不定的政局所戲弄了，也可能他覺得光宗耀祖的夢想還未實現，就被擠出了發跡的軌道。人在失意之後，便不免要發洩心中的苦悶和煩惱。他什麼都看不順眼，說打人便打人，說摔什麼就摔起來，這使家寶對父親產生一種恐懼心理，他怕他，他怕見到他，他怕同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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