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傳(118)_學達書庫

一一八

　　10月6日清晨，毛澤東主席寫就《告台、澎、金、馬同胞書》，請陳毅等去研討。大家認為寫得精彩之至，決定當天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公開發表。文章宣佈從當日起，在國民黨船隻無美艦護航條件下「停止炮擊7天」以便國民黨方面向島上輸送供應品。又指出：中國內部戰爭，同胞之間可以談判，和平解決，但不要美國插手，「這是民族大義」。文章一播出，台、澎、金、馬震動，美、蔣矛盾激化，杜勒斯騎虎難下。他本想誘我吞下金、馬兩島的「釣餌」，換取臺灣脫離大陸，永久「獨立」的前途。但他又一次低估了中國領導人的戰略策略眼光。陳毅後來說：「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

　　我們在金門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脫身不得，還得替我們約束蔣介石不要闖禍」（見1958年11月26日向民主黨派代表大會作的報告）。

　　堅定的立場，靈活的策略融為一體，成為這場鬥爭的特點。前線軍事對峙的同時，中斷了9個月的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得到恢復。炮擊的同時，又輔以政治心理攻勢。杜勒斯愈加被動，因其僵硬滯重而乾脆被稱為「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盤」（加拿大眾議院合作聯盟領袖哈曾·阿糾語）。

　　因此，中、美之間圍繞著臺灣海峽局勢進行的這場鬥爭，就不能不是這樣一個結局：12月10日，美國終於宣佈自臺灣地區撤出部分海空軍，並且不得不遵守我不允許美艦為蔣艦護航的規定。

　　圍繞著炮擊金門、馬祖而進行的這一場軍事、外交鬥爭，中國極其生動有力地表達了自己堅決反對美國企圖在臺灣海峽劃線、製造「兩個中國」的立常陳毅對美國並無偏見仇恨，他認為：「美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建國才180多年，科學、工業就成為世界最先進的。假若美國改變了目前敵視我們的政策，兩國關係是有前途的。」杜勒斯病死於1959年2月，他病中，陳毅曾向人們推薦過杜氏1958年11月在克利夫蘭基督教會所做的一篇講話，其中已承認：「紅色中國正迅速變成一個軍事和工業強國。」可見社氏並非死硬到底的人物。中、美華沙談判，陳毅又指示大使王炳南可與美大使握手、問好，星期天請吃頓飯。「不一定老是那麼緊張嘛。不卑不亢，有理有節，此乃泱泱大國之風也。」

　　對中、美關係總體上的考慮，陳外長有過精彩的表述。1961年4月陳毅訪印尼時，有位《紐約時報》記者請評論一下中、美關係。陳毅說：「世界上的兩個大國，長期處於這樣僵持的關係，這種情況當然並不好。我們願意改善中美關係，特別是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是長期發展起來的……是不是請美國朋友冷靜考慮一下，用一支強大的第7艦隊佔領臺灣，支持一個蔣介石集團，這個情況如果不改變，中、美關係僵局怎麼能夠打開……中國人民要保護自己的正當權利。這個問題要看美國的新總統能否採取主動。中國是處於被損害的地位。我們沒有佔領美國什麼領土，我們沒有援助美國什麼叛亂集團來分裂人家的國家。美國的領導人是太自高自大了。要中國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9年1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終於採取了主動。

　　與美國相對的，還有另一個大國蘇聯。

　　從五十年代末期起，中、蘇兩黨對馬列主義、國際共運的某些理論原則問題，以及當代世界形勢的若干重大問題，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這本來不足為奇。但蘇聯領導人在渡過「波匈事件」的難關之後，大國主義故態復萌，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並要求中國在軍事上外交上受制于蘇聯，服從蘇聯全球戰略需要，這就使中、蘇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日趨激烈。中國採取了「堅持原則，後發制人；堅持鬥爭，留有餘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方針，但分歧終究是無可挽回地公開化了。

　　1959年9月30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剛剛結束對美國的訪問，匆匆趕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慶典。當晚他就在中國領導人舉行的盛大國慶宴會上講話，教訓熱誠接待了他的主人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大有以「老子党」自居、指手劃腳之態。10月2日雙方開始會談，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出席。赫魯曉夫又指責中國1958年炮擊金、馬，是「冒險」、「好戰」，「對亞洲和平不負責任」，甚至強烈暗示中國可以考慮暫時讓臺灣獨立。陳毅當即起而反駁。赫魯曉夫竟說：「好，我知道你是元帥，我是中將，軍事上我得服從你，但現在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只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陳毅回敬說：「你講得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党在談問題嘛！」

　　這樣的會談當然談不攏。然而這次會談加深了對問題的思考：中國革命和建設必須繼續開闢一條適合本國特點的道路；新中國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

　　近代中國有志改革的優秀人物曾長久在黑暗迷茫之中尋求真理，包括青年陳毅在內，而最終是由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才將馬列主義送來中國的。

　　「走俄國革命的道路」，自然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共同信念。然而照搬照套的王明教條主義路線，又招致革命的慘重失敗，紅軍被迫長征，負傷的陳毅奉命留在深山野林堅持三年遊擊戰爭……從這時起，毛澤東所倡導的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才開始被全黨所認識和接受。這是劃時代的轉折。

　　中國革命勝利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給予中國經濟建設以大力支援。

　　1952年陳毅隨同劉少奇參加蘇共「十九大」，曾受到斯大林親切接見。斯大林為自己過去不適當地干涉了中國革命而當面向中國同志表示了歉意。這使包括陳毅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深為感動。但即便如此，陳毅也不盲目崇拜蘇聯，而是獨立思考和客觀地觀察蘇聯。他看到了與國際主義精神同時存在的某些大國主義陰暗面，看到了事物的複雜性及值得憂慮的前途。

　　果然，1958年蘇聯提出與中國共建長波電臺和海軍聯合艦隊兩項損害中國主權的建議，這理所當然遭到中國方面拒絕。然而赫魯曉夫來訪之日為此事受到中方責問時又矢口否認，硬說「那是某些政府部門幹的事。」陳毅立即與他當面對證事實，令他語塞。碰壁之後他並未改弦更張，反而進一步採取了擴大和公開中蘇分歧的做法：1959年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塔斯社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赫魯曉夫訪美前蘇聯片面撕毀中蘇雙方技術合作協定……中蘇關係被一步步推向破裂邊緣。全世界都注視著中國共產黨人將作出何種抉擇。

　　「老實講，我們可以跟著赫魯曉夫走」，陳毅1963年與日本朋友談話時說，「這樣他馬上會稱你親愛的同志，授你勳章，給你援助，可以得很多好處。但我們作另一種考慮：不服從他『老子党』指揮，堅持原則，以平等的地位起來同他討論問題，那馬上就要遭受打擊。我們考慮過後果，但為了保衛馬列主義原則，保衛中國獨立自主權利，中國決心不貪圖他的『好處』，把這場鬥爭堅持下去！」

　　作出這樣的抉擇需具有極大勇氣。1959年的中國，外有美國武裝威脅，中印邊境衝突，內有嚴重自然災害以及「左」的錯誤造成的巨大經濟災難。就在第二年，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向中國黨發難並遭到反擊後，蘇聯政府突然於7月16日照會中國，全部撤走1390名專家，撕毀343項合同，廢除257個科技合作項目……「這算什麼馬列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這樣！」陳毅作為外長對於這種「雪上加霜」的做法尤感憤慨。陳毅在8月4日向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深沉他說：中國經濟受損失還是小事，對兩國友誼造成傷痕是大事。中蘇兩國在馬列主義理論和國際問題上有分歧可以辯論，但不能傷同志友誼，希望兩國關係不再壞下去。

　　儘管蘇聯撤退專家、撕毀協議給中國建設造成巨大損失和嚴重困難，中國政府當時仍以團結為重，熱情地歡送蘇聯專家。陳毅在歡送晚會上說：「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期間，和我們朝夕相處，親密合作，彼此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感情」；「我們一向把專家們當作我們的良師益友」；「你們對我們的幫助，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但是，陳毅對蘇共「老子黨」的作風，是警惕的，經常對有關工作人員指出其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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