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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江南遊擊區必須團結和整理地方武裝。江南地區國民黨遺棄槍支甚多,「司令如毛」,是相當巨大的抗日力量。陳毅把他們細分為十大類:「(一)國軍派遣的遊擊兵團;(二)地方擁兵自衛土皇帝式的武裝;(三)抗日分子,如文化人前進青年集合成的;(四)幫會首領號召成立的,徒子徒孫一大堆,加上綠林成份;(五)地方縣、區政府的常備部隊;(六)兩面派武裝;(七)反正的部隊;(八)含封建迷信的武裝,如大刀會、紅槍會之類;(九)含黨派性的或黨派領導的武裝;(十)散在民間未成軍的武裝。」陳毅除了對投敵的、不可救藥的部隊堅決予以消滅外,對這些地方武裝都保持其地方性和獨立性,扶助其發展;幫助他們整理紀律,洗刷壞分子;調解他們之間的內爭,杯酒化仇為友,共同抗日;幫助他們訓練幹部和部隊。最有意思的一條,是能領導他們在戰鬥中鍛煉,作戰時分給他們較輕鬆的、易獲戰果的任務,絕不令其打硬仗置之於險地,這樣來給予最實際的訓練,提高其抗日信心,增強其對新四軍的信賴。這最能使地方武裝得到鼓舞。對於素質好的部隊,還派得力幹部幫助其逐漸「黨化」。

  後來。不少地方武裝能夠和日偽軍獨立作戰,有的更發展為共產黨所領導的正規軍。江南遊擊區必須認真而敏銳地研究敵人的戰術。陳毅分析:江南地區是在敵人心腹區域;是在敵人包圍分割之中;敵人兵力大、運輸快、指揮統一;敵我長期相持。因而更需要密切注視敵軍的動向。陳毅還掌握著日本國民以及日本軍隊的一個民族特點:模仿能力強,變化靈活。新四軍戰術上有什麼長處,日軍往往很快能應付。因而新四軍必須注意學習敵軍的長處,敵變我變。新四軍善於夜戰;日軍的夜戰很快也有進步,由白天的多路合擊變為黑夜奔襲,專走小路,突然包圍。新四軍的偵察、警戒、情報、敵偽軍工作便進一步加強。新四軍重視白刃格鬥;日軍的刺殺練得更精熟,腰上還圍著不易刺透的帆布護肚。

  新四軍就利用日軍刺殺時不頂上子彈的弱點搞「格鬥射擊」,出刺刀的同時擊發子彈,使日軍大吃其虧。新四軍利用日偽軍同守一幢建築、同走一條路,首先把偽軍打亂,波及日軍;日軍後來就和偽軍分守不同的碉樓。新四軍便採用以一部兵力監視日軍碉堡,大部兵力先迅速解決偽軍,然後集中全力總攻日軍的部署。夜襲延陵全殲日偽軍便是一例。新四軍集小勝為大勝,專打小據點;日軍便撤退許多小據點,守備交通要道及大中據點,加強掃蕩奔襲。

  新四軍江南部隊在陳毅指揮下,對於友軍、群眾及部隊本身希望新四軍打大中據點的要求沉著不為所動,堅持集小勝為大勝的方針,發動廣大群眾和地方武裝積極參戰,在反掃蕩中採取伏擊奇襲手段消滅敵人。後來的賀甲戰鬥(延陵大捷)便是典型的戰例。

  此外,象遊擊區行政系統問題、遊擊區敵我政治爭奪的問題、敵偽軍工作問題等等,陳毅都帶領部隊和地方幹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特別是對國民黨三戰區給予新四軍的刁難,陳毅既堅持原則,又能作靈活的處理。如減租減息、擴軍等關係到江南抗戰成敗的大問題,陳毅是決不讓步的,但在做法上又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他接受了鄧子恢提出的「讓租讓息」的建議,使江南的雙減比較溫和地進行。在擴大武裝方面,他也指示在邊緣區採用組織冬防隊等一些地方群眾色彩更濃的辦法。

  新四軍在江南的積極進攻,直接威脅著南京、鎮江等日軍的戰略據點,威脅著京滬鐵路、京杭國道等交通命脈。這迫使侵華日軍不得不調整部署,抽調兵力增防江南。以南京為中心的日軍增加到一個師團,以鎮江為中心的日軍增加到一個旅團,以蕪湖為中心的日軍增加到一個師團,另外還增加了從滿州調來的偽軍5000人。

  從1938年8月下旬開始,日軍連續向江南新四軍發動進攻。8月22日至24日,日軍分8路合擊小丹陽;9月10日,5路進攻寶撚;9月12日,3路進攻蔣墅橋;9月15日,分2路進攻上興鎮和上沛埠;10月7日,分2路進攻新王莊、北鎮、火燒茅山;10月24日,5路進攻句容以北地區;11月10日,又進攻蔣墅橋;11月30日,5路合擊延陵……面對敵人的瘋狂進攻,新四軍一面機動阻擊,一面深入敵後,不斷消滅敵人,打擊日軍的要害。如小丹陽戰鬥,日軍抽調第十八旅團兩個聯隊及其他部隊,計步兵4000餘人,騎兵500餘人,配備重炮十餘門,輕炮數十門,並以轟炸機、裝甲車掩護。新四軍第二支隊第三團機動遊擊,一部利用有利地形,殲擊日軍,主力變內線為外線,分兵襲擊當塗、陶吳等城鎮,還以精銳部隊奔襲南京近郊,奪取雨花臺制高點,向中華門內外日、偽軍事目標射擊。同時,一支隊積極配合,動員群眾和地方部隊破擊京滬、京杭、鎮句、溧武等公路,還派部隊突襲南京東郊麒麟門。戰鬥三日夜,日偽軍死傷50餘人,狼狽收兵,新四軍無一陣亡。

  1938年下半年,江南新四軍對日偽作戰200餘次,殺傷日偽軍3000餘人。

  新四軍的勝利,必然招來日軍的報復,招來國民黨頑固派的忌恨。新四軍面臨著「前門有虎後門有狼」的三角鬥爭。因此,陳毅一方面堅決在茅山地區打擊日軍,另一方面便更積極地執行「東進北上」的戰略方針,以擴展抗日遊擊戰爭的戰常第二節面對「牢籠」和「陷阱」國民黨當局劃定給江南新四軍活動的區域,只是京滬鐵路以南,東西不過百餘公里、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塊狹長地帶。劃定的區域內交通相當發達,日寇據點越築越多,給新四軍回旋的餘地十分有限,給新四軍的遊擊活動造成很大困難。顯然,這是國民黨當局的「劃地為牢」,如不衝破「牢籠」,勢必會使江南新四軍在日寇和國民黨軍的夾攻下越來越處於不利的境地。

  毛澤東早在1938年5月4日給項英的指示信中,就曾明確指出:「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後,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渡江進入江北地區。」文字很簡短,陳毅卻從中領會到一個重要的戰略意圖:即從長江南北兩面向東向敵佔區發展,夾江而陣,正好扼住華中日軍運輸兵員、供應品和掠奪品的咽喉,對扼制日軍有很大作用。

  陳毅在創建茅山根據地的同時,就已開始籌劃向東向北分兵發展的具體行動。

  江南司令多如毛,茅山周圍不下三五百個,京滬沿線及其以東地區也不下三五百個。這些司令手下,多則幾百人槍,少則幾十人槍,都是可資利用的力量。在分兵向東向北發展上,陳毅也同樣先做好這些地方武裝的工作,爭取讓他們做開路先鋒。

  京滬鐵路以東以北地區除了號稱有6萬人槍的國民黨特務武裝忠義救國軍(簡稱忠救)和省保安旅的一部駐軍外,在那幾百個大小的司令中,力量比較大也比較靠近茅山根據地的,主要有丹陽北部的管文蔚和江陰西鄉的梅光迪、東鄉的朱松壽等。管文蔚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中國共產黨。他抗日熱情高,領導的丹陽自衛總團規模大,自衛團幾乎遍及丹北的所有區、鄉,武器也多,也有一定的戰鬥力。梅光迪和朱松壽據說歷史上也曾和共產黨有過聯繫。朱松壽的部隊曾被忠救解決過一次,但他想抗日,又悄悄地重新拉起一些人來。梅光迪的部隊有三五百人槍,聽說已有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幹部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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