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傳(43)_學達書庫

四三

　　在所有這些統戰對象中，紀振綱的勢力最大，影響最大，陳毅對他花的精力也最多。紀振綱頗有來歷。他投入過辛亥革命，據說還入過黎元洪的幕府。茅麓公司資金雄厚，「40萬投資，20年經營。」在上海、南京、鎮江等都有業務。陳毅甫抵茅山，就給他去了信，表示了團結抗日的誠意。

　　對一支只有一二千人、武器裝備十分破爛的新四軍隊伍，紀振綱看不上眼。對蔣介石的消極抗戰他是痛恨的，但對共產黨倡導的積極抗戰的主張，認為也只是宣傳而已。他不願意做漢奸，但也不願意把自己苦心經營的茅麓公司斷送在沒有把握的抗戰行動上。韋崗戰鬥後，又見新四軍取得一連串的勝利，他的看法逐漸改變。

　　陳毅邀請他，他乘轎子來了。晤談之下，他對陳毅的學識風度頗為佩服。他開始相信，只要象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說的那樣堅持下去，江南抗戰還是會有希望的。

　　陳毅多次到茅麓公司去拜訪他，希望他能合作抗日，最好能公開出面參加抗戰。紀振綱終於表示了願意支持新四軍的明確態度。他擔心過分暴露會惹來日寇的燒殺，不肯擔任新四軍組織的四縣抗敵自衛委員會的主任，只肯當掛名的副主任。陳毅認為，這樣的人物，能爭取到這程度，已經很不錯了。

　　紀振綱果然給新四軍捐錢捐糧捐贈西藥，還給新四軍送槍支彈藥。

　　紀振綱不久就遭到了國民黨和日軍的壓迫，後來還被日軍抓到據點裡去，強迫他出面擔任茅山幾縣的「剿匪司令」。陳毅對他的命運十分關心，多方慰勉和保護，最終他選擇了抗戰的道路，收起了過去「玩虎弄蛇」的做法，把整個茅麓公司的自衛隊伍和武器彈藥全部送給了新四軍，自己避居上海，繼續為新四軍籌款送藥。

　　為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陳毅憑他老共產黨員的政治水平和學識、風度、口才、人品，在江南上層中做了無數細緻的工作。從國民黨的正規部隊、政府官員，到地方上的遊擊隊領導人、幫會刀會的首領，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新四軍在江南被大家稱為「王者之師」。陳司令成了江南家喻戶曉的抗戰領頭人。

　　新四軍進入江南不久的1938年7月7日，在一支隊活動地區成立了表面上是群眾組織實際上是由共產黨、新四軍領導的抗日行政機關——鎮江、句容、丹陽、金壇四縣人民抗敵自衛委員會（簡稱四抗會），同時成立了共產黨的工作委員會。四抗會及各縣抗敵自衛委員會的建立，是在江南政治環境中特殊的抗日政權建設。

　　江南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一開始便是在國民黨三戰區和江蘇省政府的敵視阻撓下進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歸根到底，當然還是領導權問題。國民黨在江南淪陷後，各級政府大都還堅持在當地。縣有縣政府，區有區政府，京鎮地區也有京鎮督察專員公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新四軍再建一套抗日民主政府，就會引起嚴重摩擦。按國、共的協議，新四軍屬國民黨第三戰區節制，而且無權任命政府人員，如果自立政府，新四軍軍部和三戰區的關係當然要惡化。但是國民黨的政府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空架子，甚至是白吃民脂民膏妨礙發動群眾抗日的攔路石。領導江南抗日的重擔必須由共產黨新四軍來挑，必須由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權來挑。所以陳毅和第二支隊副支隊長粟裕他們就精心設計了「抗敵自衛委員會」的組織。四抗會成為實際上的政權機關，既管政治，又管軍事，也管財政，幾乎把當時茅山幾縣的抗日領導工作都承擔起來了。

　　在諸多重要的工作中，四抗會的一項重要工作是開展減租減息（簡稱雙減）。這是直接關係到民生的大事，是發動廣大群眾投入抗戰行列的重要環節。陳毅對此十分重視，曾以新四軍一支隊支隊長陳毅署名的佈告來推動和實行減租減息。由於上層統戰工作的成功，在新四軍經常活動的地區，雙減一般都開展得比較順利。通過雙減，群眾的生活有了改善，抗戰熱情也隨之高漲。各種各樣的敵後抗戰協會如「農抗會」、「工抗會」、「青抗會」、「婦抗會」、「兒童團」，以至「和尚抗敵協會」、「道士抗敵協會」，雨後春筍般地成立和發展起來。這些抗敵協會不但幫助新四軍籌糧籌款，偵察帶路，救護傷員，做鞋縫衣，經常配合新四軍戰鬥，還在地方上決定民政大事，並使一些不法士紳威風掃地。原國民黨政府人員如果違背抗日宗旨，也無法立足。

　　為新四軍輸送戰士也是各抗敵協會的重要工作。「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四軍」就是那時流行起來的歌謠。除了各種各樣的遊擊武裝主動投奔新四軍外，遊擊區內廣大青年踴躍參加新四軍是最使國民黨當局感到害怕的。

　　為了達到「劃地為牢」、「借刀殺人」的陰險目的，國民黨當局曾打著「統一政令」、「統一軍令」旗號，給新四軍規定了許多條條框框，飭令只准打仗不得干預地方行政事務。擴軍、雙減和「越界」都被視為違反「軍令」、「政令」的行為。三戰區還曾派特務部長親到茅山視察，搜尋陳毅的「違令」事實。

　　面對著強大的日本侵略軍，背後又有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掣肘和破壞，陳毅領導江南抗戰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因而，他除了親自抓統戰工作和政權工作以外，主要的精力還是用以對江南抗日遊擊戰爭不斷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他把紅軍時期遊擊戰爭的豐富經驗，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和江南的敵我情況緊密聯繫起來，在一系列重大的問題上都有精闢的見解和正確的措施。這在他抗戰初期的文章如《茅山一年》中有充分的闡述。

　　江南遊擊區必須更加深入地發動群眾。茅山，乍一聽滿以為是林莽茂密的山區，實際上部隊一到，「吃驚的是茅山完全是一個童山」，山上祗有茅草，遊擊隊無法隱蔽。在平原水網、交通發達、人口稠密、敵軍較多的江南地區，更加要依靠「人山」——群眾。陳毅運用和發展了紅軍時期的群眾工作經驗，他的做法是：佈置廣大幹部戰士調查研究社會情況；部隊模範地執行紀律；勝利的抗日戰鬥；廣泛的宣傳工作；成立各種抗日群眾組織進行抗日活動和組訓；用主佃協商、「讓租讓息」來解決民生問題和階級合作共同對日的問題；武裝群眾。陳毅有南方三年遊擊戰爭中對待赤、白交界區群眾的經驗，他很能體諒遊擊區群眾「敵人到來沒有應付辦法，受到摧殘後無任何救濟」的苦衷，因而對他們「不得已的與敵人妥協」採用爭取其轉變成為「兩面派」進而走向抗戰的辦法。群眾因為新四軍的活動而受到日軍摧殘，新四軍就主動組織救濟。在這種熱愛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的方針指引下，江南人民從一開始的同情新四軍進到支援新四軍作戰，甚至發展到帶槍上陣、配合作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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