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傳(24)_學達書庫

二四

　　早在接到紅四軍前委於7月9日寄出的「七大」決議案及其他文件之後，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討論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信，提交政治局討論。

　　周恩來起草的信是8月21日由中央政治局通過發出的。這封信很重要，對於紅四軍黨內爭論中涉及的一些原則問題作出了比較全面正確的回答。8月份的這些回答，在李、周、陳的9月討論中，當然要起重要作用。把全國形勢、中央指示、毛澤東的幾封重要信件和陳毅全身心參與的紅四軍的實踐結合起來，對於陳毅就發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得到提高，甚至得到飛躍。陳毅在多年後曾幾次對跟隨自己工作的同志說，到上海黨中央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

　　「九月來信」是在周恩來主持下，3人討論，由周恩來代表中央委託陳毅執筆起草的。

　　從8月21日信到「九月來信」，內容中最重大的問題是紅軍（朱、毛紅軍是其中佼佼者）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以及朱、毛紅軍在全國的影響。8月21日信已有「現在朱、毛紅軍對於全國的政治影響較對於閩西一處大的多多」；「九月來信」更有「紅軍第四軍……在全國政治局勢中有極大影響」。

　　紅軍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估量，過去以及後來的一段時間內，都只說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力量之一。1930年有的文章中，有寫為「主要條件」、「主要工具」、「最重要因素」的，據查對，都是後來公開出版時修改而成，原件只是「重要條件」、「重要工具」、「重要因素」，並無「主」字和「最」字。

　　這樣，1929年「九月來信」中所寫的一段話就很值得注意：「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

　　陳毅過去沒有表達過這樣的思想，李立三、周恩來也沒有，周恩來不久前（6月12日政治局會議）在討論朱、毛問題時還說：「目前中國割據的形勢是有的，問題是要有城市的領導。城市工作一旦發展，割據局面一定可以發展到固定的方面。」李立三則一直主張「城市中心論」，到1930年3月他還發表一篇《城市頭腦論》，更加強調這種觀點。而在「九月來信」中的這種「先」、「後」的提法，雖然含義不很精確，卻顯然是從大局上戰略上意識到一種階段性與因果性的關係，把農村紅軍看成取得城市政權的主要原因了。（當然，所謂「農村紅軍」，只是簡略的說法，它實際上就是紅色武裝割據，除紅軍外，還包括著農村的人民群眾、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權和領導這一切的黨。）這只能來自陳毅親身參加的由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實踐，而在中央「訓練班」的集體思考下得到飛躍。因此，陳毅當然更加熱愛和珍惜他參與創建的紅四軍，更容易接受中央對「七大」的批評：「誰固執著自己小資產階級的成見，誰便是破壞這艱難困苦轉戰千里的革命組織」，也就會更親切地懷念共同為此而奮鬥的毛澤東、朱德。

　　8月21日信和「九月來信」所強調的第二個重大問題是紅軍的根本任務。

　　8月21日信尖銳地指出：「誰忽視了這一點（即紅軍負有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使命），誰便要將紅軍帶向流寇土匪的行徑。」陳毅執筆的「九月來信」便將紅軍的基本任務定為：「一、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遊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遊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這樣，加上紅軍與地方武裝應同時擴大，糾正「好槍不發給地方，壞槍盡數送給農民」的不良傾向等等，「七大」沒有充分強調反對單純軍事觀點的缺點就明顯地有所改正。

　　再一個重大問題是紅軍分散與集中的戰略問題。在這一方面，周恩來先後起草或修改過「二月來信」，4月4日的信，6月12日「堅決改變此（紅軍分散）原則」的信。直到如今，在「九月來信」中寫上了「絕不能把紅軍四軍分成幾路各不相屬的部隊，這樣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紅軍四軍分小，化成無數的遊擊隊而不相聯屬。兩者都是取消觀念，皆原於對政局的估量不正確，恐懼反動勢力穩定，紅軍會被消滅，才發生減少目標各個自了的右傾思想。這種傾向于紅軍發展及對全國政治影響有極大危險。」親自經歷這戲劇性轉變的周恩來、李立三，當然會告訴陳毅6月12日他們討論前委（毛澤東）4月5日來信的情況，以及寫上這一段的意義，除了有助於解決紅軍中某些幹部存在的此種錯誤思想外，實際上也是中央對此的自我批評。

　　只有在這時候，陳毅才更能體會毛澤東政治上的大智大勇。

　　以上這些重大問題，正是當時紅軍與階級敵人艱苦鬥爭的政治路線的主要內容。從這樣的高度看問題，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小團體主義等等就比較容易在思想上解決。保證紅軍在党的絕對領導下鞏固發展的偉大意義也更加清楚了。

　　在組織路線方面，身為中央組織部長、起草中共「六大」的組織決議案的周恩來，當然更熟知組織原則。「九月來信」在堅持黨委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前提下，黨如何通過軍政部門和軍政首長實施領導作出了指示：「黨只能經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目前前委指揮軍部、政治部，這是一個臨時的辦法，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行政機關去辦，由政治委員監督」。「党對軍隊的指揮盡可能實現黨團路線，不要直接指揮軍隊，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經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黨的系統，軍事系統，政治系統，要弄清楚。」可以看到，後來的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在這裡已有比較明確的規定。後來凡是執行得好的都得益。相反，實行書記專政象張國燾，其錯誤就無可遏止不斷膨脹。

　　對於集權制與家長制，8月21日信和「九月來信」都明確地斷言「在紅軍中黨的組織原則，尤其是目前環境中之紅軍黨的組織原則，必須採取比較集權制，才能行動敏捷，才能便於作戰，才能一致地戰勝敵人。」『党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遙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絕不能先徵求下級同意或者不作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後再定辦法……這就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前委在前次黨的爭論問題，即表示這個弱點，這是一個損失。」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九月來信」也提出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那主要是指「右傾思想如取消觀念、分家觀念、離隊觀念與縮小團體傾向，極端民主化，紅軍脫離生產即不能存在等觀念」。與後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之一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相對照，著重點和分量都大不相同。這反映在起草「九月來信」時中共中央以及陳毅對部隊中的錯誤思想估量不足，特別是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有大力糾正之必要認識不足。

　　「九月來信」十分嚴肅地指出了紅四軍「七大」及前委擴大會處置的缺點及其危害，並決定「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這就從路線的高度來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

　　「紅軍是生長在與敵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應是對付敵人。前委……沒有引導群眾注意對外鬥爭，自己不先提辦法，而交下級自由討論，客觀上有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的精神，前委自己鑄成這個錯誤，這是第一點。第二，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使同志們得到一個政治領導來判斷誰是誰非，只是在組織來回答一些個人問題，這是第二個缺點。第三，這次擴大會及代表大會的辦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極端民主化的發展。第四，……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責任之重要，公開提到群眾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這樣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只有使糾紛加重。」

　　這樣一段文字是陳毅自己逐字寫在「九月來信」中的。這樣高水平的要求，特別是「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的要求，「七大」時的陳毅是達不到的，但是他現在承認應該如此。通過一個月的討論、思索、總結，他確實感到了毛澤東在政治路線方面的遠勝同輩的睿智勇敢和堅定正確，使他毫無抵觸地參與確定並親筆寫下了「仍為前委書記」。

　　陳毅堅決地接受中央的委託，回紅四軍去向有關同志做好解釋說服的工作。因而中央政治局在9月28日討論通過這份《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時，特在後面加上一段：「凡此各項，概指其大要，詳細解釋及具體辦法已向陳毅同志面談，當由其口達前委及全軍同志。」^①

　　10月初，陳毅又象堅決迫趕南昌起義軍一樣，堅決地趕回紅四軍，他要把已經逐步上升到理性認識的紅軍初創時期的實踐經驗，再運用到新的鬥爭中去檢驗、提高。

　　①「九月來信」全文刊載於1990年4月第1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卷（中央檔案館編，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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