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傳(23)_學達書庫

二三

　　決議首先企圖回答的是過去的政策中的重大爭論的問題。其中最關緊要的是要不要根據地及如何建立、鞏固和擴大根據地。這個問題關係到紅軍的性質和任務，牽涉到「保守主義」，「逃跑主義」，「流寇思想」以及單純軍事觀點。「七大」決議批評了1928年7月開往湘南，有「農民意識的回家觀念，避免邊界鬥爭的逃跑主義，是不對的。」決議對井岡山時期的一些歷史問題和紅軍實行的一些制度的結論，基本上也是正確的。如「地方武裝與紅軍武裝應同樣擴大」；「宣傳兵制度……是紅軍非單純打仗的工具的特徵之一」，反對「宣傳兵制度」的偏見「非糾正不可」；「士委制度是絕對正確的」等。決議還認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於軍事觀點，不注意地方的武裝，湖南軍事行動之錯誤……及其他腐敗思想，這些都是對的，的確有些同志犯這個錯誤毛玻」在黨對軍隊的領導方面，決議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設立一個軍委的意見，認為這確系機關重疊，無再設軍委之必要。決議並說「規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這是臨時軍委的錯誤。」決議還指出：「党代替群眾組織，完全不是事實」；說前委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失於武斷、不合事實」；所謂前委領導是「書記專政」，則「純屬偏見」。

　　但是，決議對於「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張、對於部隊中確實存在的流寇思想，都沒有給予批評。對於爭論的不少問題，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寧人的批評和回答。可惜的是，毛澤東曾向大會提出了關於堅持和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克服紅軍中正在滋長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正確主張，未被大多數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明確地寫入決議，「七大」也就未能「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中共中央「九月來信」），未能完全解決存在的分歧，這也是客觀的歷史局限性所決定，並非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

　　最後是改選前委。陳毅當選前委書記。

　　「七大」決議規定：改選結果的「這個決定須呈報中央批准」，在批准前可以開始工作。「七大」決議案包括改選結果和有關重要材料於會後不久即送中央。

　　「七大」對於紅四軍長期存在的爭論，只是作了一次展開，只是部分地解決了一些問題，問題的展開對於以後解決問題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不是問題的解決。陳毅自己也認為，大會通過的決議案只是一個折中的決議案，「並沒有把問題徹底解決了」，就是寫到決議上的一切，都還有待於中央的指示和批准。所以他在1929年9月1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靜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謂前委，只是一個『過渡內閣』。」

　　第五節黨中央「訓練班」

　　以陳毅為書記的「過渡內閣」在6月底7月初的工作重點是閩西。新的前委決定仍在閩西遊擊和建立根據地。前委書記于7月9日寫了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的工作計劃向中共中央報告：「目前江西、福建正預備著會剿朱、毛（注：紅四軍仍以朱德為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我們應以極努力發動閩西群眾以對付將來到之鬥爭局面，此時贛南、東江敵有重兵我們不能去，只有在閩西堅決奮鬥，從7月起我們即以這目的開始閩西工作佈置。」

　　前委並同意毛澤東的提議讓毛澤東暫時離開軍隊工作到閩西地方作調查研究並指導閩西的工作。毛澤東乃於7月8日與賀子珍、黃琳、蔡協民、曾志等同往閩西特委所在地皎洋。

　　不久，接到中央來信，要紅四軍派領導幹部去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彙報紅四軍情況（中央政治局1929年6月12日討論前委4月5日信時說到「常委已通過召集一個軍事會議，朱、毛處應來人。」）。

　　前委全體成員便在蚊洋開會，毛澤東也曾到會。前委決定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彙報，乃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

　　會後，陳毅在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陪同下，經上杭、龍岩到廈門。在廈門候船期間，陳毅受到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的接待，陳毅向省委作了彙報並討論了發展閩西鬥爭的問題。

　　在廈門，他給在上海擔任四川軍閥劉存厚的少將代表的胞兄陳孟熙發了一信，說他將乘香港英國輪船到滬，並告以大致船期。

　　當時，堂兄陳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廠任職。他們自武漢分別以來雖然各奔前程，陳毅判定他們依然會尊重各自的信仰，給他方便和掩護。

　　陳毅乘船到達香港，同中共廣東省委接上頭，見到了留法老同學、廣東軍委書記聶榮臻和中共中央派赴廣西路過香港的鄧小平。

　　英國輪船經幾晝夜航行於8月下旬抵達上海時，黃浦江邊租界碼頭氣氛緊張，搜查異常嚴格。陳毅正打算擠到人流中去乘亂下船，忽然發現兩位兄長已經登船，正在延頸尋人。相見後，修和、孟熙立刻示意他緊隨他們下船上岸。兩位兄長一式西裝革履，胸佩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徽章，氣宇軒昂。

　　陳毅衣著也得體，象個廣東來的技術工人。當他們隨著人流穿過碼頭稽查線時，沒有警察攔問。

　　已經安排陳毅住英租界四馬路新蘇旅館，開了一個有裡外間的客房，陳孟熙住外間，陳毅住里間。陳修和則回兵工廠，常來關照。兄長們備好西裝全套，警備司令部徽章一枚。

　　陳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機關接上頭，並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報告了紅四軍「七大」情況。這位一同勤工儉學、一同被押送回國的老同學聽完便表示：他會儘快向政治局報告，並要陳毅儘快寫好幾種上報的書面材料。在這次會見中，陳毅才得知：就在他抵達上海的前兩天，由於叛徒的出賣，陳毅的入黨介紹人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彭湃，中央常委、軍事部長、對紅軍農村武裝鬥爭情況熟悉並有卓越見解的楊殷以及正與他們一起的邢士貞、張際春於8月24日下午4時許同時被捕。

　　陳毅好幾天深居簡出，趕寫材料。李立三在8月27日向中央政治局扼要報告了與陳毅談話的內容。會議決定召集臨時政治局會議，由陳毅出席作一詳細報告。

　　8月29日，專為聽取陳毅報告而召集的政治局會議在上海一處秘密所在召開。出席的有總書記向忠發及政治局成員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向應，陳毅作了全面而詳細的報告。鑒於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極為重要，政治局決定以李立三、周恩來、陳毅3人組成一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提出決議到政治局討論通過。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周恩來是中央軍委書記、軍事部長）。

　　9月1日，陳毅寫完了李立三代表中央要求寫的5個書面材料：《關於朱德、毛澤東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於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和《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陳毅的口頭報告和書面報告，總的精神和內容完全一致。他襟懷坦白，公正無私，如實地反映了紅四軍各方面的詳情，對紅四軍的戰略戰術、組織編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鬥爭藝術都作了準確的敘述，因而中央在1930年初把《關於朱德、毛澤東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發表在中央出版的《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上，並指出：「這是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很多寶貴的經驗「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

　　從8月底起，李立三、周恩來便一次次地到陳毅的客房來聚會，他們都閱讀了陳毅所寫的報告，然後來和陳毅一同討論。他們在陳毅房中一談幾個小時。陳孟熙就在外面擺弄圍棋擔任望風，有時與陳修和對奕，空氣更為閒逸。他倆和李、周都認識，或是法國勤工同學，或是黃埔師生，所以相見十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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